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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毅然抗战，决不投降，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参加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无不振奋，觉得民族雪耻的时机到了。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即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
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
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在这急需团结抗日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却进行得很不
顺畅。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了月14日应邀来到庐山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正在主
持谈话会。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
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又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
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这次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周、
博、林一到庐山，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
这本来是上次谈判时蒋所要求的，但他这时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
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
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边区改制问题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不同意中共推荐的国
民党人选，认为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人都不适合担任边区政府正职。这是此前
国民党另一名谈判代表、时任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的康泽私下向他建议的。康泽说：
“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
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
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蒋介石一听有理，便提出让“立
场很坚定”的丁惟汾到边区政府担任正职。不过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了。
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
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
可以代行指挥权。还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谈判时，蒋又改口了。他在7月14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
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
出：“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
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不直接说蒋失信，而说
自己失信于本党，正是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手法，意在规劝蒋改变主意。
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局、博、林，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
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
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
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一但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
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
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共产党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没有了指挥权，共产党、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
上，共产党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
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共产党开始冷静下
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已
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
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
动地位。7月20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博、林：“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
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未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
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
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蒋介石的立场慢慢地有所软化。27日，蒋鼎文向已到西安的周恩来转告蒋介石
的话：红军应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其他限制条件，没有多说。
2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
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
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
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
绥远方面之一线；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周恩来立即将此意告知蒋鼎文，请他转达蒋介石。随即与洛甫、博古赶往云阳，
与那里的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安排改编事宜。按下不表。
蒋介石是7月20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时候，他按照老习惯例览起报纸。报上一行行热辣辣的文字，使
得7月的天气更令人躁动不安：
——北京《世界日报》：“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
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相比……过去兵不血刃，而一夕下数十城者，在今日绝
难重见。”
——上海《中报》：“我们必须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华北，给侵略者的野
心以最大打击！”
——厦门《星光日报》：“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动全面的抗
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香港《珠江日报》：“我政府之退路已穷，虽欲穷忍，恐已无可再容忍矣！”
香港报纸的这几句，直刺蒋介石的心灵深处。他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布上划来
划去，眼睛一会儿向上看，一会儿向下看，目光里蕴含着疑惑、迷悯和某种矛盾。
牛奶送来了，他把盛点心的碟子转到太阳光下，似乎看到一点灰尘，把它吹掉，然
后又用餐巾仔细地擦了一擦。他嫌弃灰尘，爱洁如癣。然而他分明感到，总有一些
飘扬在脑海中的灰尘掸之不去。
内部的情报比报纸更深深地刺激着、折磨着他：
7月17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一、指示中国驻屯军，按前述陆军方案作有限期
的交涉。二、日骏华武官大城户三治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提出通告：“中
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三、
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行
动，不得阻碍两国进行现地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7月19日答复。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制订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
把对华战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约用两个月的时间，以优势兵力击溃中
国第二十九军，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约用三四个月时间，以充足的兵力进攻
国民党中央军。通过全面战争摧毁蒋介石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这一天，宋哲元得知日本的强硬态度后，为防止形势恶化夜间由张自忠会见天
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原则上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决心局部解决；其他未解
决的问题如宋本人的道歉、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等，也予以确
认，保证实行。第二天，宋哲元又去拜访日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面称此
为“道歉”。
19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使馆：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
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解决。13日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
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
固不能不做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维持……现在我国政府重中不扩大
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在此日期，
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
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为解决纠纷愿按国际公法，或有关条约的一切办法，接受调停
或仲裁。”
20日晨，日本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往访王宠惠，要求确认国民政府19日的照
会，是否对日本17日提出条件的答复。王宠惠郑重地说：“中国对日本没有挑衅情
绪，军队的北上是出于万一的考虑，不是为了挑衅，而且我不能不告诉先生，关于
地方性的解决条款，只有经过中央批准后，才能生效。”
瘦小的日高参事官当即气得青筋暴跳，光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日方很快获悉，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遵照17日蒋介石夜庐山作的“最后关头”
的长篇演说的宗旨提出的。于是，东京外务省立即发表了强硬声明，宣称中国政府
的照会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新的障碍，对解决时局全然无望。
在大战一天天逼近的时候，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安，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