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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
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王明不听，
执意要重返武汉。3月1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
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
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那上边，自然
主要是阐述他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
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
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
心太多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
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
王明的这个想法无疑来源于斯大林。斯大林曾明明白自地说：“照理，中国共
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属弱。要把群众争
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
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
助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
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佐它。”
让毛泽东、张闻天感到头疼的是，这时不能得罪斯大林，也无法与王明展开公
开的斗争。张闻天后来回忆说：“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
之下。曾经园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
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
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
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一律照登。”但是，当毛泽东的精心
之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要求《新华日报》也刊登时，王明却拒绝了。不仅
如此，他还悄悄写了一首小诗，对这篇获得广泛好评的力作进行嘲讽和攻击：
四亿弗凭斗志衰，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王明等人返回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设想解决
两党关系：第一，实行共同纲领；第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合作方式；第三，建立
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显而易见，中共倾向于第三种解决办法。在
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件：（一）各党、各派、备团体拟
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中
个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
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然而，这显然不是国民党所要的东西。这时，国民党仍在抱着一党统治的宗旨
不放。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大讲以党治国的理由：“我们看这几十年来，
凡是实行以党建国的国家，无论是苏俄、德国、意大利或土耳其，他们组党在我们
之后，实行以党建国的制度，都比我们迟，但他们都已有党治使国家臻于富强，可
以说全世界凡以党建国的国家，没有哪一国不成功的。”既要以党建国，就要有党
的统一和信仰的一致。蒋介石强调：“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
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因此，对于共产党的提案，蒋介石根本不
予理睬。国民党这时候正在组织国民参政会，试图用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的民主方
式，对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时，他们又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通过这
种组织形式，达到统一国民党、控制青年乃至“消融”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目的。
3月底、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
织，设立总裁制度”，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决定：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后简称“中统”），由陈立夫任委员长；建
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兼任书记：结束国防参议会，另设立
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最高民意机关，以汪精卫、张伯苓分任正副议长。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这次大会的召开，专门致电大会，提出8条意见：（一）用一切
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二）
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三）继续现
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继续巩固与扩大国民革命军；（五）继续改善政治
结构；（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七）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八）组织抗
战的经济基础，建设国防工业，改进农业。
大会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便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是国民党抗战初
期的全国政治纲领，标志着国民党“七七”事变后政治上的进步和政策上的转变，
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局面表现了适应性，无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这
种进步是有限度的，尽管它显得粗疏、草率，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包括进去，有的又
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第26条写道：“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
令范围内，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尽管这个纲领自
通过时起，国民党在许多方面就没有打算真正实行，但在当时的中国，宛如一缕和
照的春风，吹得各方人士心旋摇荡。
正在这时候，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走马上任了。
正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第三厅文豪荟萃 小东岭将星携手
话说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年3月下旬以后，周恩来武汉时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白天
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八路军办事处去。
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当厅
长。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
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文化、
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
副部长，郭沫若作空头厅长，既装磺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
的‘改组政府机构’。”而中国共产党却是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
一战线组织，用来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
后来的结果表明，蒋介石失算了，共产党成功了。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起初不愿到这样一个机构去工作，认为在国民
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
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
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
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
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极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它就是要一党专政嘛！
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
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
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
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
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
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
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周恩来还特地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
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
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
无意义的。”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义后、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共
产党的，但他的党员身份并未公开。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0年，在学术上成就
辉煌，而同党的组织却中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借重他的声望和影
响，请他回国，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经过周恩来
的说服，他同意担任三厅厅长，但希望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周恩来又劝勉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