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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握手道别，一人去向毛泽东发电，一人去向蒋介石报告。
正是：
两党相争同使命，
私交公干两分明。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二十八回
开一会两党斗智 触众怒多国结盟
却说2月25日晚上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26日毛泽东两电周恩来：“张冲所
提条件不能接受，7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诚意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
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意见及一切悬案；丙，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
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
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他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同日，张冲再次来到曾家岩周公馆。他看了毛泽东的来电后说：“这不等于破
裂了吗？”
“责任在国民党。”周恩来接道，“这十二条正是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的。
现在中央要我回去讨论，你说该怎么办？”
张冲忙道：“回去不得！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闹破裂了。”
“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是表明压迫更重？”
“是否你回去讨论，而将参政员公函撤回，让董、邓两位出席会议？”
周恩来冷笑道：“实难认命！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是侮辱我们。出
尔反尔的事我们不能做！”
“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本来就是准备在此待捕的。”周恩来把话说到了绝处。
张冲仍不死心，再退一步道：“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啊。”
周恩来觉得好笑，讥讽地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
捧场，岂不是侮辱？淮南兄，我对你的苦心深表敬意，我对你个人决无任何刁难之
意，然而我不得不再次告诉你，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我方代表不可能出席。”
29日晚，蒋介石坐不住了，亲自令张冲等人前去请董必武、邓颖超到会，“开
幕式上，一定要让居里见到中共代表的面孔”。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复兴关开幕了。是日晚，周恩来向延
安报告说：“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团名单，昨
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
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
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
第二天，周恩来以书信形式经张冲向蒋介石转去共产党略作让步的临时解决办
法“新十二条”：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边区合法地位，承认敌
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
持现状……
周恩来又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函民主党派代表，告以中共为顾全大局，“
已委曲求全，改定临时解决十二条”，倘能接受，董、邓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仍
被拒绝，时局恶化，也“问心可告无愧”。
蒋介石不肯接受新十二条。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
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
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
于是，董必武、邓颖超自始至终没有到会。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仍然大弹“军令、
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
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参政会虽通过了一份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的反共决
议，但那不过是退兵时的策略。《中央日报》社论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
共事实亦不至发展。”
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评价参政会：“我们攻势结果，迫使
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
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蒋的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
我们亦采取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
再拖一年。蒋的演说是一种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
武为常委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蒋夫人宋美龄在座。
蒋介石说：“因事情太多，两个多月未见面了。参政会开会前，本想见见，你
又很忙，终未见成。如今会开完了，情形缓和了，我们今天好好谈一谈。”
周恩来客套一番后，又将新四军事件及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
蒋介石有意不提新四军的事，只是说：“你们感到政治上受压，都是来自底下，
他们有很多人做事并不明白我的意思。《新华日报》的事，放人、发护照的事，都
很好解决嘛。这些都是小事，我们要多看大的方面。如今国际形势于我们有利，美
国人的态度日渐明朗了，只要他们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日、穗威胁，我们以后会顺利
得多。”
周恩来又提出防地和扩军的问题。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辞地说：
“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都好说。”
最后，宋美龄笑吟吟地说：“恩来，今天就不留你吃饭了，改日我专门请你和
颖超。我前一段在长沙，学了一道汤菜做法，到时候请你们品尝一下。”
果然，3月25日，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座的除蒋介石外，张
冲、贺耀祖也出席作陪。席间虽也谈些正事，更多的是劝酒，拉家常。
饭后，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
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至此，半年来起草文电300多件的毛泽东终于可以缓口气了。他在一份党内指示
中总结道：“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
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
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
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
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
收到成效。”
蒋介石在回顾这一段的情况时，则在日记中这样道出了自己的苦因心情：“共
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
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他进攻。如果我进攻时迁时不决，则匪势更张，
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清除其匪党，而
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
兵追剿，则被之目的达矣！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
方法以制之，乃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
蒋介石万般无奈，却又心有不甘，于是决定采用派兵监视中共以遏制其发展的
办法。
1941年4月初，蒋介石密令两个师绕道绥西向榆林运动，以压迫中共首脑。4月
8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
陕、甘、宁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次日晨，敏感的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
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军令部次长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
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恰在这时，何应钦飞到西安开了一个军事会议。4月10日，毛泽东等电告贸龙、
关向应：“李文部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
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
保卫延安之用。”
延安的神经再次绷紧了，不过事情没有发生。
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尽管当天苏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即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将继续援助中国，但无疑加重了中国
抗战的困难。同时，这一条约也使得蒋介石的“求和”与反共活动更加不利了。
4月底，日本大本营同意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团骏关于进攻山西南部战略要地
中条山的作战计划。5月7日，中条山战役打响。与此同时，日军又在集结兵力准备
打通平汉路，占领云南，截断中国西南、西北两条交通线，加速灭亡中国的进程。
这样，国共两党并肩御敌的问题便显得十分重要了。
5月7日，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在军事上配合国民党军行动。
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仍按
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按当地情况许可，
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
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1日，刘斐会见周恩来，指责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面对日军向中条山
的大规模进攻不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