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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人援，红军孤立作战，恐难立足。而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
可作红军后方；绥远临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是个痛快人。他热切希望红军早日与日军接火，这样、他就可以公升与
红军联合抗日，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纽军联合。
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他说：“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
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
以前、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中央瓦窑堡
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回避了。此时。张学良又向周思来
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级’，基本政策是‘
援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在国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据我回国后两
年的观察，他有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
态度。然后说：“蒋介石的左右确有很多亲日派，使蒋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极矛
盾。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
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搬转过来。”
张学良停了一下，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很有兴趣地听完，表示能够理解张学良的想法，并且说：“这个问题十
分重要，我将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
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
愉快。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以壮大抗日力量，实现他率部打回东北去的愿望。
张学良对发动抗战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其一，他认为国家统一要
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式的。一条是法西斯式的。还讲了一通法西斯主
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他考察欧洲时形成的观点。其二，战争爆发，日本封锁
中国海岸并扶植伪政权，中国如何取得外援？其三，日本对已占领要地固守如何办？
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于能否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统治，周恩来分析道：“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
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法西期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
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因，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
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
张学良听后，陷入了沉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法西斯主义了。
周恩来又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得之于
苏联。抗战持久，有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不住点头。看得出，他对周恩来很佩服。
双方在联苏、停战、合作、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
10日凌晨会谈结束，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
周恩来，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为了帮助边区解决经济困难，张学良还赠
送给红军３万块银元，以后又补送了20万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刘鼎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
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张学良很激动。他对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像的好得多。我从未见
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绘我印象
极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
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它的第二步是要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
此好办了。”
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谈判的情况，中央同意谈判结果。4月１４日，毛泽东、彭
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
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
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学良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四个多月后，中共改变了反蒋抗日的口
号，作出了“逼蒋抗日”的决定。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石头城里的蒋介石虽然暗中派人与共产党联络，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红军
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对于共产党和张、杨的秘密接触，他当然不会熟视无睹。
事实上，他早就觉察到张、杨对“围剿”红军行动消极，曾致电指责，说他们“隔
岸观火”。于是，他准备北上，亲自“督剿”。然而正在这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
蒋介石早就在打广东和广西的主意了。红军退到西北一隅后，内部的统一，只
剩两广了。广西桂系李宗仁、白祟禧一直是在那儿为王的，广东的陈济棠也一直坐
着“南粤王”的位子。两下联合，半独立于一方，自成小朝廷。
机会的到来是胡汉民的突然去世。胡汉民前几年被蒋介石囚禁后出了国，1935
年11月在五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却屈居其下，任
副主席。1936年1月，胡汉民回国，蒋介石派员到香港迎接他去南京，他对蒋余恨末
消，拒不去南京，留广东，拟伺机反蒋、遂被两广倚为重心。不料5月忽患脑溢血，
不治而亡。蒋介石支刻抓住这个时机，意欲解决两广。他想用离间计各个击破，告
诉陈济棠，以维持广东原局面为条件，让他进兵广西，中央出兵协助，彻底解决李
宗仁、白崇禧。原系蒋介石左膀右臂、深知蒋介石手段的陈济棠却不上这个当，且
大怒：“蒋介石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会反其道而行？”
于是，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双方商定：蒋既已打两广主意，与其坐
而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借来抗日的旗帜反蒋。利害所致，一拍即合，遂联络西南
将领几十人，于5月28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政府
对日宣战，并调军北上抗日。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将粤、桂军政称“抗日救国军”，
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两广总兵力约30万人。
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两次下野的旧事历历浮现于他的眼前。他第一次下野，
李宗仁是主谋之一；他第二次下野，陈济棠是个关键人物。这个时候他们在后院放
火，醉翁之意不仅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呀！敏感过人的
蒋介石一嗅就嗅出了别样的意昧。他不得不急起应变，然后匆忙间只凑了20万人。
他的部队分驻在抗日前线和剿共前线，一时抽不回来。
两广部队守两侧攻中间，对福建、贵州取守势，对江西、湖南取攻势。陈济棠
集主力于大庚、韶关，欲攻江西；李宗仁、白崇禧集主力于全州、桂林，拟攻湖南。
蒋介石从福建、贵州向两广运军，又调兵到衡阳集中，另派部队到江西、湖南
边境，准备向粤、桂军全面攻击。同时还把空军集中到湖南、江西两个基地，把海
军集中到厦门，准备海空配合攻击。
两广兵变，举国哗然，舆论多表支持。
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
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于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红
军还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与任何人，抗日将士必
须以自己的武装坚决将其消灭。”全国各地包括南京，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吁请
国民党中央立即接受两广要求，将大军调转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声势之大，遥
相呼应于6个月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所不同者，那时只是徒然喊喊，手无寸铁，
这会儿却有30万大军在行动。
蒋介石老谋深算，先按兵不动，同时利用一切手段拖住对方。他公开说：“中
央和两广没有什么隔阂呀，两广同志救国的精神与人们是一致的。再说，胡汉民先
生的遗志，也是要我们实现团结呀。团结一致才会有力量抵御外侮，否则自家打起
来，国力削弱，徒让日本人钻空子。”同时宣布将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让两广派人
参加，以便“共同商决—切”。了月初，两广派了一个300多人的请愿团求见蒋介石，
请他回师抗日。蒋介石宽容地唯唯，说：“好说，一切都好说。”暗地里，却故伎
重演：一手拿枪，一手拎出了盛满金钱的盒子。
一位叫吴有的神秘人物被派往广东，又神秘地回到南京、报告蒋介石：广东的
空军有门了，只是要一笔钱。他向蒋介石说出了钱的数额。
一听这么大的数额，蒋介石的左右无不摇头，以为太不合算，因为这么多钱几
乎可以买到陈济棠全部飞机的两倍了。
蒋介石却断然说：“可以，别说是两倍，就是三倍的价钱也可以。这不光是买
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全部实力的问题。”
神秘人物一笑，点头告退。
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锐光，突然率40多名飞行员全部发动飞机，飞机
场上一阵轰鸣。紧接着，几十架飞机直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