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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包钢集团高层领导的态度。他们管理的资产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资本与他们的管理是相分离的，利润的增长并没有在他们的报酬中得到体现，他们缺乏推动国有企业打破传统利益分配格局的动力。
一位在包钢从事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表示，他希望工资增加，但收入的增加不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它涉及到一种机制。收入向什么人倾斜，背后体现的是分配理念。
大型国有企业靠行政力量生存，给工人更多的回报不是第一个考虑。先建设、先生产、后生活，这个理念一直在影响着包钢这些国有企业对利益的分配。
大统一的包钢利益分配格局随着市场竞争与内部机制的变革正在出现分化，虽然决定利益分配的权力仍掌握在公司高层领导手中，但阻止利益分配的变革或者领导人仍坚持旧的分配观念，都可能挫伤员工对利益的期望。
不可否认，在市场竞争大潮中包钢也需要对那些业绩突出，给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人给予更高的回报。科技人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有时比那些干累、险、脏活的人要高，过去的平均分配机制使他们的价值没有在个人利益上得到体现。
这位在包钢搞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说，包钢也需要高级人才，但不会像私营企业那样一下子就给他高出员工许多倍的收入。人尽其用、人有所值是受传统平均分配影响的国有企业难以做到的。传统、成熟的钢铁产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很强烈。
如果说美国硅谷培养的是更多创新精神、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年轻人，那么像包钢这样大型的传统国有企业，培养的是服从集团组织的群体，个人的英雄主义在庞大的机器面前少有用武之地，个性被淹没在集体主义的价值中。
袁师傅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与包钢紧紧地联在一起，他干了35年每月只拿到1200元。20世纪60年代进包钢时他想的只是如何把活干好，那时每月收入只有18元。他过去都是执行上级的安排，几乎没有个人的表现。
他把自己在包钢形成的价值观传给儿子，儿子依照父亲的教诲在机器旁边继续从事着简单而没有创新的操作。由父亲、母亲、儿女、孙子几代人就业形成的包钢，使包钢被一种传统的家庭文化包围。这种单一、僵化、缺乏创新的文化妨碍包钢内在变革力量的成长，以至于搞了10多年市场变革却仍然没有在利益分配上走出传统集体价值观的笼罩。在私营资本进入之前，它还会维持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
低收入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曾促使包钢在一个荒原上耸立起了冒着滚滚浓烟的庞大厂房，第一代工人靠的是为民族摆脱贫困的无私奉献精神。受市场经济熏陶，这种精神在青年产业工人心中已经显得很苍白，难以唤起同样的理想，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他们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工人对领导下饭店、坐高级轿车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在浪费他们创造的国有资产。现在，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希望领导的收入拿得更多，这样自己的收入也能跟着上升。他们把收入增加的愿望寄托在领导身上。
青年产业工人对包钢变革的看法很现实，他们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诉求。对收入的增长比以前更敏感，对收入的上升有着更强的预期。他们不仅寄希望于领导，而且也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干得多、做得好、产品卖得多增加了收益，自己的收入就应该提高。
我在包钢的一个车间里与干活的工人交谈，工人说，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工人对企业的走向更加敏感，他们会思索这种变动会对自己的利益带来什么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从来不思考这些问题，他们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中，反倒认为企业垮了自己可以回家休息。
变革使管理者和工人被计划经济压抑了很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比什么时候都强烈地关注企业能给自己的付出带来多少回报。利益分配的绳子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务分到每个车间或每一个职位上，他们将在这个职位上拿到他们自己的那份回报。
包钢集团有两家上市公司，因吸收了集团的资源成长，在利益分配上仍脱离不了集团对它的牵制与影响。上市公司的领导仍由集团领导担任，集团不可能看着自己支持的上市公司，拿着比自己更高的收入。
包钢树立了一些新的模范。这种模范的价值与选择对象与过去的奉献精神有所区别，把有创新的科技、管理人员推到前排，希望用鲜艳富有人性的价值，来代替过去单一苍白的宣传。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1） “自你们重组破产的棉纺织厂以后，房子被拆除，地已出卖，这谁干的？为什么不交养老金并偿还我们的集资款？必须给我们以医疗保障！”
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包头棉纺织厂工人不得不与资方展开谈判。工人早晨8点多钟就到了厂礼堂，可资方到10点半才到现场。资方见工人气势高涨、群情激愤想溜走但被工人挡住。工人围住资方后闻讯而来的警察问明情况后走了，剩下的只是厂保卫人员与资方站在一起。
一阵激烈的交锋后，资方承认拆除房子出卖土地是自己所为，工人紧跟着追问：钱到哪里去了？一谈到钱资方就沉默不语。艰难的谈判进行到下午3点多，也许是迫于工人的压力，资方只得口头承诺给工人解决医疗保险问题。
第二天给工人办医疗保险的布告贴出来了，可再过一天工人看到的是原来的布告被新布告盖住，上面写的是：不交暖气费的人不给办理医保。这一下工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自己被资方骗了。
愤怒的工人将这个带有威胁的布告撕了，他们自发组织的包头棉纺织厂国有资产护卫队，不但不让资方继续拆厂里的房子，而且阻止资方兴建为己所用的房子。他们的力量暂时挡住了资方拆除房子的行动。
资方还将没有用过的机器零件拆下来当废品晚上拿出去卖，被工人发觉后，他们将卖零件的人交到了公安局。经过查问，工人才知道资方将厂里原来几万元的机器以低价卖给他人从中牟利。
尖锐的矛盾始自2002年法院的一纸宣告，使不堪重负的包头棉纺织厂走向了破产。破产工作组调查发现，包棉欠债达6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617万元，欠工人集资款900万元，住房公积金584万元，养老统筹金1135万元，住房集资款485万元，医疗费80万元等。工人们还发现，棉纺织厂下属的10多个子公司，都是由包棉出资成立的，它们不但没有赚钱而且处于亏损，至于资产流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亏损，由谁来负责工人们并不清楚。他们与厂方之间信息极不对称。
破产之前大约有7000人每月拿到的收入只有400—500元，1999年停产时他们每月的收入降到了218元。
按破产协议，破产资产要先支付退休费、在岗员工的工资、养老费等，可破产后员工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让退休员工更为忧虑的是，由于企业欠社保局养老金，他们的退休手续至今没有进入社保局，目前的退休费由政府暂时代发。
破产时协议评估每个员工补偿3。5万元，并将这笔资金打入社保局作为退休员工的退休金，可破产后资方只给了离开企业的员工2500元的补偿。对破产补偿感到不满意的员工找到了政府，官员也认为这个补偿太少，但员工没有得到最终的解答，他们对补偿标准几乎没有机会与资方进行谈判。
重组的资本方也答应按协议履行，但后来却以企业没有资金为由没有履行。一位姓刘的工人告诉我，过去工人交的医疗费、上岗费、住房公积金等都被新来的资方掌握。因此工人们认为资方不履行破产协议，他们与破产的棉纺织厂就没有脱离关系。只有在新的资本方彻底把拖欠的养老金交到了社保局后，工人的养老保险才能进入社保局。
退休工人去法院申请对新来的资方实施强制执行，以促使企业将资金打入社保局，但法院表示无能为力。
分流出来的工人本应得到9000元的补偿金，资方需要用工时再与工人签订合同，可新来的资本方却没有这样做。他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聘用工人在企业干活，忍受不了资方剥削的工人只得走人。而工人如果不干了，只能得到2500元的补偿金。
很显然，在资方与工人之间，资方处在优势地位，而工人却处于弱势无助之中。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资方的条件，仅从补偿金的扣除中资方就又能够赚上一笔。
资方既要有熟练的工人来给他干活，又不想支付相应的成本。以低工资使那些处于危困之中的工人不得不接受他制定的工资标准，以便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取更多的利润。
休产假的妇女本应享受发工资的待遇，可资方一分钱也不付。刘师傅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到棉纺织厂上班，是想与资方斗争到底，把自己的补偿金夺回来。
记者走进棉纺织厂看见地上飘满了落叶，原来寄托着工人梦想的澡堂、托儿所、锅炉等建筑已经被拆除，很难想像这片废弃场地曾经是系着白围裙、脸上充满朝气和灿烂笑容的成群的纺织姑娘每天要经过的地方，她们为这个纺织厂献出了青春。
如今这一切随着新资本方的进入，成为了工人们遥远的回忆。一位老工人用手指着一栋被拆除的房了对我说，这上面曾是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锅炉，它旁边高大烟囱冒出的烟雾曾显示纺织厂的机器在将布料源源不断地织出来。
可现在锅炉已经被拆除，房子被夷为平地，一段被烟熏黑还没有拆除的墙壁和披上了一层灰尘独自耸立的烟囱，仿佛是在悲哀地回忆它过去辉煌的岁月。
不履行协议的资方还将原来住宅区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