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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锅炉已经被拆除，房子被夷为平地，一段被烟熏黑还没有拆除的墙壁和披上了一层灰尘独自耸立的烟囱，仿佛是在悲哀地回忆它过去辉煌的岁月。
不履行协议的资方还将原来住宅区铭刻了老工人情感的电影院、食堂、单身宿舍和给女工带来方便的托儿所等，出租给别人变成娱乐场所，有的被拆除搞房产开发，资方还将原来那些凝聚工人劳动成果的纺织机器悄悄变卖。至于卖了多少钱，卖给了谁，工人一无所知。
很明显，资方要在由几代工人创造的财富以及计划体制留下的破落厂房里，以重组的方式或搞活企业的手段来获取最后的利润，而工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推土机在资方的指挥下，将他们以低收入甚至义务劳动建立起来的这些设施推倒并无情地击碎他们寄托在国有企业身上的美好梦想。
退休费得不到保障，资方又以企业还处于亏损为由迟迟不将他们的养老金打入社保局。老工人们忍无可忍，只得挺身而出，他们愤怒地指责资方拆除厂内工人休息的设施，是发个人横财而置工人利益于不顾。
退休的杨师傅对我说，新来的管理者以企业亏损为由，向政府提出了要求。目的是使政府让步，不要让工人向他们施加压力，以图达到占有企业财产拖延向工人支付养老金的目的。
面对如此现状，杨师傅痛心地说，她们这些老工人大多在厂里干了三四十多年。当初进厂干活头脑非常单纯，一心只想着把事办好为企业多作贡献。没有想到的是，退休后竟要为退休费能否得到保障来回奔波。
她们悲哀地看到，由于棉纺织厂破产，企业被新的老板收购后，自己的孩子还是在这棉纺织厂上班，拿到的工资只有300多元，竟然还比不上她们过去拿的收入。她们的孩子在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中，已经没有什么劳保、法定休息日，生活的艰难比她们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峻。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2） 如果说因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方提出的条件而使自己处于恶劣的劳动环境中，那么，为包头棉纺厂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时光病倒在家里的工人，她们的生活则陷入了极度危困之中。
我走进一个工人家里时发现，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两张床，床头边立着一个生火的炉子，一把生锈被烟熏得漆黑的铝壶放在上面；铁锅里放着半块发黄的馒头，看样子是没吃完放了好几天。一个碗里放着几个红薯，早晨没吃完留作午饭吃。
床上的被子已被炉内的烟熏得发黑，一些衣服杂乱地堆在一起。一口缸内用石头压着的白菜散发出一阵霉味，房内堆放着几块煤与木头，没有发现家里有油、米。
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墙壁上的石灰已经脱落，整个房间让人感到压抑。在这间让人感到窒息、气味难闻的房子内住着在包头棉纺织厂干了20多年的王师傅，还有他的老伴和一个女儿。他拄着拐杖浑身哆嗦地站在房子内，病痛正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那发黑布满皱纹的脸上已看不到一丝活力。
很难想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王师傅以每月330元的退休费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在他那无神的目光里看不到生活的欢乐，也似乎是在诉说一个没有让他积累财富却消耗了他青春的时代，留给他的只是被病痛包围的晚年，并一次次去追问那个时代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
不一会，他老伴回来了，我看见她发白的头发如同寒冷的冬天里被霜冻结的几根树枝。一身灰色的布衣似乎是洗了又洗，那苍白的色调使人感觉到她仿佛还活在那个物质极为短缺、没有鲜艳色彩的时代。
她淡漠地对我说，上午到一家去要了一点饭吃，将剩下的饭带回让老伴吃。家里很少做饭，只是到外面乞求别人给一点。老伴那点退休费看病以后就没有多少钱用于生活，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没有看见她家里有大米、面粉、食油等食品。
说完话后，她神情显得消沉，变得茫然若失。不一会，她又带着悲伤的语调向我诉说她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她绝望的眼神使我感到生活的艰难犹如一股巨浪把她卷到了一个无人援助的荒凉岛屿上，仿佛她再也没有力量能与这个社会融到一起。
她面容憔悴、神情忧郁、眼光呆滞，好像这个都市中的高楼，吃不完的宴席，穿不尽的名贵时装，奔驰的轿车与她一家没有缘份！有谁能体验到她在寒冷中挣扎的悲凉？难道这个世界上的光明与温暖已经离她远去？
楼里还有一位与王师傅一样在病痛折磨中挣扎的董师傅，他因病已做了三次手术，但仍没摆脱病痛的阴影。因身体原因53岁就退休了，那时他已在棉纺织厂干了32年。32年的贡献除了得到每月470元的退休费以外，命运带给他的疾病使他再也不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三次手术他已经耗费了17000元，多方筹齐了资金后才使他走上手术台。前两次做手术医疗费厂里给他报了，第三次厂里说没有资金给他报销，原因是他的医疗开支超过了5000元。尽管没有钱但渴望摆脱病痛走向新生活的董师傅仍幻想做第四次手术。
董师傅撩起上衣向记者展示他肚子上鼓起来的一个肿瘤，就是这个肿瘤耗费了他一生的积蓄，将他推倒在床上失去了创造新生活的机会，也就是这个肿瘤使窗外明媚的阳光、奔腾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化为长长的悲哀与叹息。
他老伴曾在一家毛毯厂工作，破产后拿了几次失业救济金，后来就没有了。老伴一次性向社保局交了5000元养老金，要等到2005才能领取养老费，现在家里的生活只能靠他的退休费维持。
没有钱买棉纺织厂的福利房，董师傅现在住的一间房还是向厂里交了3100元以后才住进来的。这种结局是他当初进厂拿着几十元工资，将一腔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棉纺厂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回首对棉纺织厂32年兢兢业业的奉献，他不禁发出了悲愤的疑问：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最终忍受着病痛，挤在一间17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听窗外呼啸的北风而独自发出沉重的叹息？难道寄托着自己奋斗理想、充满真诚情感的棉纺织厂，已经再也不可能给自己一点回报而是无情地地将自己抛弃？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 比起董师傅的不幸遭遇，包头棉纺织厂那些退休的工人也在为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生活而叹息。住在一个楼里的王女士已是51岁，她在棉纺织厂的食堂干了28年，换来的是每月440元退休费。她与丈夫已离婚多年，带着一个女儿住在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的艰难使她在家里做面条拿出去卖，每斤卖1。2元，每天大约卖6斤赚2元。
她拿的退休费只够她和女儿生活，可女儿上中学一年得1000元。无奈，她只能借1万元，她不知这笔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有时几个月她都不上街买肉，每天吃白菜、土豆。女儿已经吃得厌烦了，要求她买一斤肉包饺子吃，可她算计着一斤肉得5元钱，这相当于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
她只得告诉女儿拿不出钱买肉，不幸的家庭使女儿总是对她发出抱怨并不断发脾气，也许受不了这种压抑女儿离开了学校。她悲哀地看到自己干了20多年，竟然不能给孩子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她曾到外面谋求职业，因为工作有时晚上不能回家，女儿见母亲不在家也到别人家里玩，甚至一个晚上也不回家。
她担心自己不在家万一女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意味着一切希望都将破灭。一种害怕失去女儿的惶惶不安使她不得不辞退了工作。回到家里，这种沉闷、无奈的生活对她来说只是过一天混一天。
王女士住的楼是棉纺织厂过去给单身职工住的。现在，墙壁已破损不堪，地上扔满了各种垃圾。住在这里的人有的家庭破裂，有的是夫妻一方失业，有的是一家三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房里。他们在一种破裂、充满创伤、灰冷的生活中勉强度日熬月挨年。
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棉纺织厂一位前任领导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第二年，企业就走向了破产。工人们不解的是：这奖章是靠什么获得？是否掩盖了企业的危机？为什么领导取得个人政治荣誉时工人们却在为最低生活费苦苦挣扎？
棉纺织厂破产两个月后工人就陷入拿不到工资无人管理的状态，新的资方也回避他们提出的退休养老金等问题。为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走上了包头一条主要道路，他们堵在路上神情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查清破产原因，严惩贪官污吏，恢复包棉生产，解决职工生活。
他说工人极不情愿这样做，只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获得退休费与养老金。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陷入破产，厂里的工会在为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没有给予什么帮助，相反工会还站在资方一边，工人们对工会这种麻木状态深感失望。
刘师傅与老伴曾都在棉纺织厂工作，退休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过400元。就是这点工资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吃饭及一家人其他开支，在那30年艰难的岁月里，他根本无法存款，一直维持着惨淡的生活。
家里没有装修，向别人买了一台旧彩电，没有冰箱，一家三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样艰难的生活刘师傅还是很乐观。当初他幻想退休后企业能让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后企业破产了、养老进不了社保局、靠政府发放400元退休费时，他才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机向自己扑来。
破产后，厂里医院已经没什么药能治病，看一次病最多开5元钱的药也得付挂号费，刘师傅只好到外面医院看病。
我还发现刘师傅家门前有两口大水缸，刘师傅说缸里压的白菜以备冬天吃。冬天里新鲜菜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