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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他们只是在区域内获取有限的资源，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它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我在绥德一中门前发现，一个从绥德农村来的农民在学校门前向学生卖盒饭，就是靠卖1元的盒饭他不但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供养着两个孩子上高中。他说，如果不出来做卖盒饭的生意，靠在山沟里种田获得的一点粮食，不仅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存，而且几乎不可能有钱让孩子到县城上高中，甚至在干旱时没有饭吃。
同吕梁山面临的干旱环境一样，包头北部的阴山是一个处于半干旱的荒漠化地带。包头扶贫办的一位官员向我透露，干旱与过度的放牧使达茂旗草场严重退化，随即出现大面积的沙化。一些沙化的草场不得不施行禁牧，通过种草将牧民的羊圈养起来。南部沿黄河灌溉区面临的是盐碱化。
包头人大农牧委一位主任对我说，达茂旗的总面积是1。8万平方公里，能放牧的面积大约是1。6万平方公里，放牧量应在70万头，可现在放牧量达到了100多万头。为避免过度放牧带来的沙化有些草场实行了禁牧。
包头扶贫项目的实施同样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虽然通过养奶牛使农民脱贫，但一头奶牛种得1。5万元，陷入贫困的农民一头奶牛也买不起，信用社又不愿意给农民贷款。实际上，农民的奶是向当地奶站出售，收奶站将农民的贷款按一定比例扣除，这保障了贷款能及时收回。
如果一家养三头奶牛，一年下来的收入能达到1。5万元。一头奶牛农民养两年多就能把本钱赚回来。按包头扶贫办的设想，一个扶贫县每个农民养上一头奶牛才能实现脱贫，需要扶贫的人总共要养70万头奶牛，而买10万头奶牛就需要1亿多元资金。
可资金从何而来，包头不可能拿出这笔资金。扶贫的需要与资金短缺的矛盾，使很多贫困的农民脱离贫困的路还很遥远。
种植土豆是包头扶贫办实施的另一个扶贫项目。现在，种植土豆的面积达30万亩。有的农民种了15—20亩，平均亩产6000斤。土豆在当地的需求不旺盛，有时每斤只能卖两角钱，价格太低农民赚不到钱。不卖出去无地方储存土豆就会腐烂。修地窖将当年卖不完的土豆储存起来以待价格上升时再出售，是摆在农民面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建地窖的资金农民拿不出来，建一个装60吨土豆的地窖所需要的资金就得20万元。对于还在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这笔资金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
黄河流域的农民除了自然带给他们的灾难，阻碍了他们从深山走向城市文明以外，还在于黄河流域落后的工业文明。它垄断、封闭和低效让城市人优先占有工业财富的工业体制不但没有给农民以应有的能量补充，让农民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反而压榨农业，削弱了农业，阻碍农民与市民平等地竞争。
位于黄河边的山西平陆县蒿店村有700多人，他们的村子座落在山坡上，人均只有1亩多地。他们种在黄河边上的农作物既面临着干旱的威胁，遇到水灾时农民的收成又如同黄河里飘浮的泡沫一瞬间就消失了。
村子离平陆县城很近，但村里去做生意的人很少。大部分农民还得靠务工维持生存，他们一天吃两餐，上午吃面条，晚上是小米或馒头。终日吃咸菜，农民的家庭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他们几乎没钱用于开支。
村民李卫民的爷爷对我说，三门峡建大坝时村子不得不从黄河边移到山坡上。他说，移到山坡上后，农民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了。在黄河边时，村民人均有3亩地，借着黄河冲击成的肥沃滩地农民能获得比较好的收成。三门峡水库蓄水后将他们的农田与住过几代人的房屋淹没。
可移到山坡上人均只有1亩地，不仅可供农民种的土地资源减少了，而且居住条件也大大下降。以前农民住在黄河边是一家一个窑洞，而移到山坡上村民没有钱重建窑洞。那时，一个窑洞住着5家人，拥挤在狭窄的窑洞内，农民的生活质量极其低下。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有损耗却得不到补偿（2） 由于生存资源的减少，处在生产队控制下的农民每个人一天只有7两粮食，一个劳动日值5分钱。就是在这样压抑人性的生存环境中，农民还要忍受着饥饿将他们在艰苦中收获的粮食无偿地送到城市，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耕种。青春如同黄河水一样流逝却一无所获，更没有抛开贫困冲出他们祖辈住过的窑洞。
我看见，现在村里还有农民住在窑洞内，有些窑洞由于长年经过雨水冲刷而倒塌。它显示的是农民开拓资源的狭窄，它更折射出黄河农业文明机能的虚弱。
脱离贫困离开窑洞的梦他们已经做了30多年了。30年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带给他们的是财富的空白，带给他们的仍是与破损的窑洞相伴。三门峡大坝的建成给电力、水利、钢铁和矿产等部门的利益集团及下游的灌溉都带来了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分享了黄河文明的成果时，可蒿店村农民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被淹没的土地和房屋又得到了什么补偿呢？黄河的水也不知流走了多少岁月，窑洞顶上的草青了又枯萎，可他们充满忧愁的眼里，为什么还看不到能够建起新房的喜悦？难道黄河带给他们的仍然是苦难和贫困？文明为什么在他们倒塌的窑洞前停滞不前？
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发与利益集团占地的浪潮，正向农民席卷而来，扫荡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与平陆相隔不远，同处在黄河边的风陵渡镇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新的开发区占用。
从1992年就启动的开发区，至今还在尘土飞扬中。10多年过去了，风陵渡的开发区除了让人看见有几栋楼房耸立起来以外，却没有向人们展示新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崛起。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对外界有强烈吸引的小镇，仅靠优惠政策出让几亩地或修几条路，是不可能催生工业的种子发芽的。
被开发区占了很多土地的西柏村村长说，村里每亩地以700元出租给开发区，占地的农民先分到400元剩下的300元由村里对农民进行再分配。他说，过去村里卖给开发区的地，所得的钱并没有用于帮助农民开拓新的生产，而是原村领导叫农民建新房子，建一个房子要7 万元，村里给补贴1万元，农民哪有这么多的钱建房子。
建房子的农民很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卖地剩下的钱农民却没有分到，而是被村子原领导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要求公开财务，可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寻求自己利益保护的村民去上访，又被政府派人拦截了回来。带头上访的村长还判刑一年多，不服的村民上诉到法院也没有结果。他们既承担了土地被占的损失，又为寻求自己权利的保护耗费了钱财，这双重损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村长说，农民上访遭到打击后，他们感到无处可诉。处于弱势的村民只得无奈、被迫地服从政府征地搞开发区的安排，出租地的价格农民无权与开发区进行公平的谈判。地被征用后，村里人均只有几分地，农民从地上获得的收益更少了。农业时代对农民来说即将结束，可开发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
失去土地后他们能被城市吸收吗？能得到最低的生活费吗？这个疑问曾一次次在村长的心中回荡。村长说，开发区给农民每亩700元的租金，是根据农民一年从地上获得的700元收入制定的。
而征用的土地转移到投资商手中，他们获得的将不是几百元的出租费，土地经过工业资本增值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农民拿到的每亩700元租金，这些增值的利润又流进了这些开发商的手中。开发区与投资商都从土地的交易中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平陆县的对面是三门峡市，它与平陆隔黄河相望。三门峡会兴镇王官村贾建平说，他们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种苹果，他种了一亩苹果树收了4000多斤，可苹果却跌到了每斤0。56元。按这个价格，他只能收入2000多元，除去打药、施肥、套袋开支的500元，实际收入只有1500多元。
我走进他的苹果园，看见他的苹果还堆放在地里，地上已有一些腐烂的苹果。和许多村民一样他正在为找不到市场而发愁，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放在地里的苹果就会腐烂，想到这些，他就心急如焚。
他在黄河边还种了两亩花生共收了400斤，按每斤卖1。2元他能收入400多元，可2003年雨下得太多导致花生长得不够饱满，以至卖不出去而堆在家里。
通往三门峡堤坝的公路将他的地占了2亩，可他得到的只是青苗赔偿费100元，这种赔偿与他以后长期从地里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相称的，地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必然使他以后获得收益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更不利于他积累财富。
实际上他种了10多年的苹果，一直没有什么资金的积累。一年收入勉强够开支，不够开支时他还得外出务工。
小规模的耕种不利于农民从土地上积累资本，又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农民如何调整产业也难以迅速积累财富，而且在狭小的耕地上，由于自然灾害、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使得农民承受的风险是愈来愈重。产业的转变必须是伴随着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放，使他们的劳动资源向城市配置。
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