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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并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主流文明社会，享受各种权利，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城市的部门以各种理由阻碍农民，不把机会让给他们，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一家几亩地的耕种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实现吗？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支撑，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停滞。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沉重中发出疑问：怎样改变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农民到哪里去实现他们的利益？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1） 一种文明能否持续地释放出扩张力，还在于一种文明的演变能否得到相应能量的补充。黄河流域农民的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在于他们抵抗贫困的能力非常脆弱。一旦疾病袭来，家里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就有可能使他们因病返贫。而现在急切需要做的，是给农民提供健康、教育、就业等机会，通过这种能量的补充使他们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贫困人口往往连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一些非政府的扶贫组织已经开始向这种贫困的群体提供能量的补充。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扶贫，让农民在项目实施的成功中获得寻求财富的信心与机会，而不是农民缺什么就给什么，更不是简单地把农民看作是救济的对象。
小额信贷不是选择穷人里面最穷的人，而是选择穷人里面有经营能力的人，让他们在掌握一定的技能后，能够以信贷资金去创造财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面对风险，怎样降低成本。
由于小额信贷没有抵押，农民是凭他个人的资信从基金会获得信贷。为了降低风险，扶贫基金会采取了五户联保，即农民只有加入这个联保才能从基金会贷款。5户农民是自愿组织到一起的，他们熟悉各自的生活状况。
一旦联保中的成员不能偿还信贷，其他成员就要代替还款，由此5户人家形成了互相制约。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农民，扶贫基金会一般会帮他三年。还款期限采取在贷款两个月后，每半个月还款一次。
仅仅把钱扔给贫困地区的泛扶贫方式，是不会给贫困人口带来多少利益的。扶贫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的是智慧与技巧。在找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后，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消减贫困。因此，扶贫基金会是精细化扶贫而不是泛扶贫。
当然，扶贫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干预，如配套资金不能到位，扶贫资金被挪作它用。一些县政府的领导还向基金会设在地方的服务社派人，这些人到服务社后不执行基金会的扶贫要求，把资金借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偏离基金会的扶贫目标。
截止2002年12月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总收入达6897。23万元，总支出5225。70万元。其中向27937个农户发放了小额信贷，累计贷款3539万元，还款率达95。6％。地方的人民银行也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项金融活动，而不是扶贫，信贷应由金融机构来做。
基金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基金会的法律地位还没有得到确定，但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成功也使政府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活动表示了认可，况且扶贫基金会是以信贷的手段，来培养农民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吸收存款。信贷的范围也是严格限定在贫困人口中。
以前，政府救灾最大的弱点是反应速度慢，等灾难发生后再去调查组织物资时。受灾者最需要的是急救，等援助到达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计划救灾项目强调的是速度反应，先筹集物资，然后动态地跟踪国内灾情。
仅仅靠小额信贷还实现不了农民迫不及待摆脱贫困的愿望，疾病随时能将农民推入贫困的深渊。要提高西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而西部医疗资源的缺乏，恰恰使他们难以实现这种愿望。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母亲健康快车，主要是把健康快车直接开到农村，对妇女进行健康的宣传、义诊，使她们的病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存在着巨大摆脱疾病的需求，贫困妇女的身体健康大多数不容乐观。贫困的母亲不用说一年能检查一次身体，有的妇女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落后的地区，她们随时面临着疾病的威胁。
分析了贫困地区落后的医疗状况后，妇女发展基金会决定先在贵州、陕西各推出100辆母亲健康快车。在母亲健康快车启动之前，妇女发展基金会在重庆市政府、妇联、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所属西南医院的支持下，先在重庆开始了母亲健康快车的试点，对这一地区数千名贫困母亲进行了义诊与医疗宣传。
为实施这个项目，妇基会首先与民航局搞了一个蓝天爱心计划，在62个机场建了200多个捐款箱。事实上，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机场募集的资金成为了母亲健康快车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健康快车实施后，妇女基金会要求一辆健康快车一年要完成6000名贫困母亲的身体检查，每个贫困母亲的身体一年至少能得到一次健康快车的检查，同时对她们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妇女发展基金会如此积极推动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还受到她们在西部实施母亲水窖工程成功后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带来的激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国英说，基金会在对西部考察后发现，严重的缺水已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极端不利的影响。
到甘肃天水县农村调查时，秦国英发现，一些妇女、孩子正从很远的地方挑水回来吃。挑水的地方就在从山上石头缝里滴下水来的地方，村民们在滴水的地方挖上一个坑，挑水的妇女和孩子，就排队站在这坑前等着石头缝里滴下来的水积满。
为挑到水，村民们往往是天不亮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去挑水。从孩子们挑的水桶里，秦国英看见，水桶里的水混浊不清，问起原因，孩子们告诉她，由于去晚了人家已把清澈的水挑完了，只能挑泥面上混浊的水。
长期的缺水使村民们脸上呈现出皮肤粗糙、眼光暗淡、神情恍惚、长得矮小，达不到正常人的身高标准。而含有氟、砷等有害元素的水又造成当地人得了一种奇怪的大骨节病，使他们弯腰驼背。这一切显示出来的是，贫困仍像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而在西部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在承受着严重缺水的漫长痛苦。
看到这幅惨淡的景象，秦国英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由此激发出她的一个疑问：靠什么能够帮助她们解决缺水的危机？
调查了这些地区的缺水现象后，妇女发展基金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筹集资金为西部缺水的农民修建水窖。通过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妇女基金会第一次就筹集到了1。16亿元，她们将这笔资金专门用于母亲水窖工程。
到2002年底，分三期实施的母亲水窖工程已投入资金9818。7万元，大约在西部一些省市的农村兴建了8万座水窖，解决了78万多人的饮水问题。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2） 解决了缺水困难的农民，脸上显出了一种对生活自信的笑容。他们开始利用水窖种植一些农产品，从来没有吃上蔬菜的农民终于能够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他们不良的卫生习惯随着水的到来也发生了改变。
“尽管为解决西部农民吃水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仅仅靠我们的力量还远远改变不了西部庞大人口缺水的现实。主要渠道还要靠政府，我们只是通过一种成功的实践，创造一种良好的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当地。鼓励当地政府与农民来共同解决，让他们在参与当中认识到，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我们还想在当地实施饮水安全与综合服务项目。”秦国英感慨地说。
与妇女发展基金推出母亲水窖工程、母亲健康快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实施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这个行动是以预防为主，救援为辅，通过对贫困孕妇的监控与快速救助，使她们以最低的成本脱离危险。
基金会的人到西部的医院作了大量的调查，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之差，超出了基金会的想像。大多数孕妇在家里生孩子并用传统的接生方式，使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一些贫困地区的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 倍。
如此惨淡的景象给扶贫基金会的人以巨大的震动，一个救助贫困孕妇的母婴平安行动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他们的设想是依靠当地县、镇、村三级医院的网络，设立一个救护中心，配备一辆救护车，中心大约由5个人组成，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选定协助抢救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使他们能够掌握整个救护过程中的必要知识。
当紧急情况发生后，村里的保健员解决不了便转向镇卫生院，镇卫生院无力抢救时，向县救护中心发出求救信息，接到报告后县救护中心开着救护车直奔乡村。
如果车开不到村里，那么就由村里组织的担架队将病人抬到救护车停靠的地方，每个抬担架的人每次由扶贫基金会补贴10元。
贫困的孕妇由乡村保健员检查三次，村保健员必须在三个月内发现孕妇，了解她家庭的基本情况，并在一周内上报到乡中心，中心再上报到县救援中心。
每检查一次填一张表，每填写一张表基金会给保健员补贴一元，这样能鼓励保健员尽最大努力去检查每一个贫困的孕妇。如果检查有问题，需要送到县医院救治的贫困孕妇，由扶贫基金会根据孕妇的情况，给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