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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天下是在马上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哪里用得着那些狗屁破烂！”陆贾不急不躁，正色反驳道：“在马上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刘邦不做声了。陆贾顿了顿，接着说：“从前商汤和周武王也都是凭武力夺取天下，但却知道顺应时势的变化，以文治来巩固政权。文武并用，逆取顺守，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反的例子如吴王夫差和晋国的智伯瑶，他们虽然曾经威风一时，可惜只知穷兵黩武，所以很快身死国灭，成为过眼烟云。秦朝够强大吧？但它一味使用严刑苛法，不恤民力，不施仁义，终于15年间暴兴暴灭，二世而亡，江山落到了陛下手中。假如秦朝扫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以古为鉴，以人为本，效法古代圣明的君王，推行仁政，陛下又怎么能够享有天下贵为天子呢？兴许眼下还在当你的泗水亭长吧！”
这话说得彪悍锋利，像一把刀子。然而却丝丝入扣，在在有理，刘邦被驳得哑口无言。他心里不高兴，脸上的表情则似有愧色。沉默了一会儿，他对陆贾说：“你说的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干脆麻烦你去将历朝历代各国君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特别要仔细分析清楚秦朝失去天下、江山归属我老刘家的原因，日后或许会有些用处。”陆贾于是着手进行著述，大致论述了关于国家兴亡治乱的道理和诀窍，共12篇，合称《新语》。每写成一篇上奏，高祖都击节赞叹，左右山呼万岁，文武大臣也都交口称誉，将之作为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参考。刘邦后来逐渐改变了对儒家的态度。他在《手敕太子文》中诚恳地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大有觉今是而昨非，恨不得下诏罪己的味道，这对惯于为所欲为掩过饰非以作弄儒生为乐甚至经常恶作剧地拿儒冠来撒尿的刘季而言，实在算是难能可贵了。垂暮之年，刘邦还有个引人注目极具象征意味的大动作：不顾伤病侵寻，亲自到山东曲阜祭奠孔子，这标志着大汉中央政府在思想和政策上至为明显的转向。虽然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仍是黄老之术大行其道，但儒家文化也开始在秦火之后死灰复燃，发挥其影响力，并终于在武帝时期取而代之，成为主流思想。应该说，陆贾和他的《新语》，对此起到了潜移默化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帝元封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度”确立，正统与异端思想才明显对立起来。至于汉初，百家之学，除名、墨近于消歇外，各家都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市场，尤其是道、法、阴阳、纵横诸家，与儒家一起，在朝廷和郡国之间兼容并包各行其道。陆贾本人则在儒、道两家的基础上，熔铸先秦诸子之学为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杂沓的学说，这一时代和个人特色在《新语》中得以充分展现。
《新语》的主要观点不妨概括为：肯定汤武革命，确认大汉王朝统治秩序的来源合理合法，革命万岁；然而，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坚决反对不断革命论，提倡及时转换革命者自身角色和调整革命政权的政策方向；革命成功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普及教育，省刑薄赋，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富足自乐的生活；给每一个人提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只有逆取顺守，与时俱进，才能达到以上目标，富国强兵，长治久安。
明人钟惺说：“‘逆取顺守’，自是三代以后有天下不易之道。此语已先贾生辈发之，自是汉文治首功。”
在陆贾看来，秦朝覆灭的教训至为明显：“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轰轰烈烈的大秦帝国訇然倒塌的原因，无非是违反了无为的原则，迷信武力万能，严刑峻法，兴作无度，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使老百姓“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这跟傅斯年说的“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倒是遥相呼应异曲同工。
冷眼旁观的陆贾目睹了秦始皇求仙的失败及其恶果，对风靡一时的寻仙问药长生不老一类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反对谋虚逐妄，认为把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社会建设，才是正理。他说：“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神仙家“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实在是如饮狂药，言不及义。
陆贾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异也。”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受人间事务变化的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牵强附会地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内在必然联系的孤立偶然事件连成一体，混为一谈：“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霓之属，因政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也许他的本意只不过是警诫当局从善去恶勤政爱民，但客观上陷入神秘主义，为后来董仲舒建立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开了端绪，其负面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陆贾特别强调仁义的作用，认为仁义的普及对达成治世至关重要，言之再四。他说：“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静，与神浮沉，莫之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性情，显仁义也。”又说：“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陆贾转引《春秋。谷梁传》的句子作为结论：“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但他并不因此否定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重视教化、教育和道德，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天经地义，是《新语》的另一特点。陆贾写道：“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义，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陆贾对存在社会阶层的认可，与尼采的相关见解，似乎不谋而合。尼采认为，“人与人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他说：“人们如果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就有进一步的要求；按照有力的程度开始分散，个人不再无条件地把自己与同类平等看待，而是去追求同类，……气味相投的人互相勾结，合成一股势力进行活动；在这些势力中心之间进行着对立力量的摩擦、战斗和认识、和解、接近，规定彼此互相支持；最后出现了一种等级制度。”也就是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有益于产生天才和激励旺盛进取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角色的自由转换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何和谐共生。陆贾对此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他倡导克己多赢，认为舍此就必然会造成隔阂对立，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乱麻一堆死水一潭的结果只能是火山爆发玉石俱焚，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什么才是陆贾理想中的政府呢？“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健全、理性而强有力，政令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无碍，令行禁止，如手使臂，标准一致。这跟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无君论思想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又说：“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这是说，不要汲汲于有为，不要做面子工程表面文章，无为方能有为，无治才能大治。他同时大力主张节俭，坚决反对“骄奢靡丽”的不良风气。
陆贾的理想国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据一位移居北欧的朋友说，那厢推行社会资本主义，与陆生描述的这幅模样倒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之谓欤？这又让梁某想起傅斯年的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陆生的思想有若干成分非常超前。比如他说：“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一切泥古不化、偶像崇拜和因循保守。时隔两千余年，仍然不能不说这是极为高明通达的见解。
陆贾说：“《传》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