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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象的评论，而且是评论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转移到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斗争实践上来了。的确，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的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直，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同时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开展他的文学活动： 一是搞翻译，再就是做评论： 《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启蒙的大题目。这些评论有三个要素： 一、 世界眼光；二、 历史经验；三、 危机感和责任感。五四时期的评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论教育，论道德，论妇女，论社会改革，一样是大题目。不同的是，此时的论文不再羁限于西方现代观念的介绍，而是以介绍过的观念对本土文化传统实行批判。当作者进入新的论述范围，尤其是卷入女师大风潮以及相随的各种现实中的斗争之后，评论明显地增加了一个要素，就是个人经验的介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前后两个著名的例子。经验性可以激活思想观念中的东西，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在场感。
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虽然在文体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行文中，却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时使用最富于个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评论中，习惯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论点，正如政治家
潘恩将他的关于人权的政治小册子命名为“常识”一样，这样的常识，可能并不见于知识分子的词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常识，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论战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他这样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常识，当然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取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目的以图像化代替逻辑推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时，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动物世界中的事例，说是猴子的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又说部落里的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同样使用了这个比喻，只是别有意义，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彻底批判了买办文人胡适、梁实秋等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旨在证实思想自由对于颠覆一个专制政体的作用。在反驳“第三种人”时，有一个有名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自然，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这样。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
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完全以率直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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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5）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散文： 记忆断片
我们说鲁迅的散文，习惯地指他自己称之为“回忆文”的《朝花夕拾》集子内的文章，其实还有不少收在杂文集里，明显地如一些悼文，此外，
鲁迅所著散文集《朝花夕拾》。
还有题作“夜记”者，或相类似的文字。目前所见的“夜记”有三篇，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准备写十多篇，一并以《夜记》为名出版的。后来书没有出成，但他确曾把一批较为散漫的文字集中另存一处；说明在他那里，有一类文字同杂文是有所区别的。
即使按照狭义的散文概念，这样的文字在鲁迅集中为数也颇不少，鲁迅的散文突出的是，所写全是关于“人事”的方面，表面看起来，题材显得相当狭窄。他始终远离自然，这却是的确的。即便文中夹杂写景的文字，也都是为了写所感，而与风月无关。例如《怎么写》所写的一段便如此：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文字是漂亮极了的。就算这样的段落，作者也很悭吝，总是把笔端尽快地收束到人事中来。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然而，在由个人贯穿起来的若干个小小的镜面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民间的形象，迅速而又迟缓地变动着的时代的面影。像《无常》中的迎神赛会，《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中的旧式儿童教育，《琐记》中的《天演论》出版前后的知识社会氛围，《范爱农》中的革命的降临与终结，都因为个人的介入而表现得特别真切。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这里仅以《忆刘半农君》的结尾为例，他写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明澈，宛转，博大，深沉。这部分文字，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战士者鲁迅的健全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是他的散文中以大提琴演奏的最具抒情的华章。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大约“夜记”是介于散文与杂感之间的一种特殊品类，不同于正宗的散文，是由于它的杂；而不同于一般的杂感，则又因为它多少与自我的经历相关。《怎么写》如此，《在钟楼上》如此，《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也如此，连后来的《阿金》、《我要骗人》、《这也是生活……》、《女吊》、《死》也无不如此。这里有记实，有时评；有生活，有哲学；有激愤，有幽默；有生之热情，又有对死的讥嘲。恰如一面大海，波谲云诡，吐纳万物而变幻莫测。这就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创造力。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惟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暴突的锋棱。
散文诗： 灵魂的战栗
散文诗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体，既具有诗的美质，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国古代，《庄子》或《楚辞》的个别断片，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小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之类，约略近之。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文体形式毕竟是从异域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从发表的作品看，当始于１９１８年，基本上与新文学运动同步。一批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