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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还，而党卫军成员正是靠牺牲他们才能另找乐土安享余生
的。党卫军曾处死了几千名国防军，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
连的五千人（实际上真正有牵连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国前海、陆、空军人员竟然能认为前党卫军成员值得被称为“同志”，
更不用说值得与之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不被起诉了，这实在是一个谜。然而敖德萨
的真正的成就也就在于此。
逐渐地，敖德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挠了西德当局对党卫军战犯的追捕和审
讯。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残暴手段，有时甚至对可能向当局彻底坦白的同伙下毒手，
靠盟国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各种错误，靠冷战，以及靠德国人通常在
道义问题面前表现出来的懦怯，这种懦怯和他们在战斗任务或重建战后的德国之类
的技术问题面前进发出来的勇气适成强烈的对比。
当西蒙·维森塔尔结束叙述以后，密勒放下他的铅笔，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知道这个的德国人没有几个，”维森塔尔承认说，“实际上，知道敖德萨的
人也很少。这个词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提起，就象美国黑社会的人会强烈地否认黑手
党的存在一样，任何前党卫军的成员也同样否认敖德萨的存在。坦白地说，敖德萨
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没有以前使用得那么多了。新的代替词是“同志情谊”，这就象
黑手党在美国被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但是，名称又算得上什么呢？敖德萨还
存在着，而且只要还剩下一个需要保护的党卫军罪犯，它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认为我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吗？”密勒问道。
“我确信这一点。他们在哥德斯山温泉对你的警告，不可能来自任何别人。要
当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转到别的事情上。 “当罗施曼的妻子暴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
再次失踪后，你是说他需要搞一张新的护照吗？”
“当然啦！”
“为什么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张护照呢？”
西蒙·维森塔尔往后靠在椅背上，点点头：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感到纳闷，
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在战后的德国，在奥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万没有身分证
的人在各处流浪。
有的人的确是遗失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证，正常的手续是出示出生证。但是从苏占区逃出来了几
百万人，你用什么方法能证明某个人是否生于远在铁幕后面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小村
子里呢？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存放出生证的房子已被炸毁了。
“因此现在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有两个证人保证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
人，一张新的个人身分证就可以到手了。战俘也同样没有证件。当他们被释放时，
英美的战俘营主管部门就签发一张释放证，证明约翰·舒曼下士已从战俘营获释。
这个土兵把释放证交给民政当局，当局就按同样的名字填发身分证。其实只是这个
人自己告诉盟军他叫约翰·舒曼罢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没
有人去查问。就这样，他获得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里，这种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数暗藏的党卫军战犯都
这样获得了新的身分证。但是对这个在一九五五年被暴露出来的罗施曼可怎么办呢？
他没法去找当局声明他的证件在战争中丢掉了。他们保险会问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混
过来的。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一张护照。”
“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说，“可是为什么非得需要一张护照呢？为什么不
搞一张驾驶执照或身分证呢？”
“因为共和国成立不久，德国当局察觉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着假名字在各处游
来荡去。因此需要有一种经过周密审查的证件作为验证其他证件的根据，他们挑中
了护照。你要想得到一张护照，就必须出示出生证、若干旁证和许多其他证件。只
有对这些证明作了详细审查以后，才发给护照。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你有了护照，你凭着它就可以得到其他一切证件。因为
既然事先有官吏详尽地审查过持有护照的人，当然对出示护照的人就无须再作进一
步的审查了。
罗施曼拿到了新护照以后，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他的证件，例如驾驶执照、银
行户头、信贷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国，护照成了取得任何其他证件的万能钥
匙。〃 “这个护照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敖德萨来的，他们之中一定有某个能够制造假护照的人。”维森塔尔说。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 “谁能找到伪造护照的人，谁就能找到可以证实罗施曼
身分的人，对不对？”他提出说。
维森塔尔耸耸肩膀； “也许可能，可是这就费大事啦。
要作到这一点需要设法打进敖德萨。只有一个前党卫军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下一步该上哪儿去呢？”密勒问。
“我想你最好的一着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不敢说他们能进一步对你有多少帮助，但他们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全
想设法找到罗施曼。”他把书桌上的日记打开， “看，这儿提到一个从慕尼黑来
的奥莉·阿德勒，她在战争期间一直和罗施曼作伴。说不定她还活着，又回了慕尼
黑呢！”
密勒点点头。“她如果回来了，会到哪儿去登记呢？”
他问道。
“在犹太会馆。这个组织还存在，它那里保存着慕尼黑犹太社会的档案，那是
从战争以来的全部档案，其他一切都被毁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里试试。”
十
一月九日，上午九点钟，密勒驱车进入慕尼黑。他按照在市郊一个报摊上买到
的慕尼黑市地图，找到莱亨巴哈街二十七号。他把汽车停在路边，没进去前，先把
这个犹太会馆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座正面看去平平常常的五层楼房。一楼正面是用
没有装饰的石块砌成，以上用砖砌成，外面抹有灰色水泥。最高的第五层有一排倾
斜的窗户，背衬着红瓦屋顶。在一楼的紧左边，有两扇镶有方玻璃的大门。
一楼里，有一家在慕尼黑是独一无二的犹太饭馆；二楼是老人收容所的娱乐室
；三楼是管理部门和档案室；四楼和五楼是客房以及收容所收容下来的老人的宿舍，
楼后有一个犹太礼拜堂。
他走上三楼，找到问事处。他一面等候，一面环视着这个房间。这里有成排的
图书，全是新的；原先的藏书早都被纳粹烧完了。书架之间，悬挂着一些犹太人领
袖的画像，是几百年以前的犹太教士和老师们，长着大胡子，眼睛凝视着，同他从
前在学校里看过的圣经课本上那些先知们的样子很相似。全都戴着帽子，有的前额
上还系着经匣。
有一个报纸架子，上面的报纸，除德文的外，就都是希伯莱文的。他猜想，这
些希伯莱文报纸是从以色列空运来的。有一个黑皮肤矮个子的男人，正在认真地阅
读一张希伯莱文报纸的头版。
“有什么事吗？”
他向问事台望去，那里此刻坐着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眼睛的女人，她时时刻
刻神经质地把一绺掉下来遮住自己眼睛的头发再理上去。
密勒询问：有没有奥莉·阿德勒这个人的什么线索；她可能是战后回到慕尼黑
的。
“从什么地方回来的？”那女人问。
“从马格德堡。以前，是斯图特霍夫；再以前，是从里加。 ” “哎呀，
里加！”那女人说， “我看，我们的名册上没有从里加回来的人。你知道，他们
全都杳无音信。不过，我可以查查看。”
她走进里面一间房。密勒看得见她在那里认真地翻阅一本人名索引。本子不厚，
五分钟后她就走了出来。
“对不起，战后回到此地的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很普通，可是名
册上没有。”
密勒点点头：“噢。那末，看来就是这样了。对不起，打扰你了。”
“你不妨到国际寻人服务社去试试，”那个女人说，“寻找下落不明的人正是
他们的工作，他们那里有全德国的人名册。我们这里的人名册只包括那些早先在慕
尼黑而后来又回来的人。”
“寻人服务社在什么地方？”密勒问。
“在瓦耳德克的阿罗耳逊，就是下萨克森州汉诺市的郊外。那是红十字会的一
个机构，真的。”
密勒想了一会儿：“幕尼黑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从里加回来的？我真正要
找的人是早先的那个司令官。”
房间里静悄悄的。密勒意识到，报架旁边的那个男人在调头看他。那女人仿佛
有点为难。
“可能有几个人是从里加回来现在还住在慕尼黑。战前，慕尼黑有两万五千犹
太人，回来的大约是十分之一。现在，我们又有了五千人，其中一半是一九四五年
以后出生的。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个从里加回来的人。不过，我必须把幸存者的名单
全都翻上一遍，他们原先所在的集中营是附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的。你能明天再来吗？”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不知是否该罢手回家算了，这种追踪变得很渺茫了。
“好吧，”他最后说， “我明天再来。谢谢。”
他回到街上，正在掏汽车钥匙的时候，觉得身后有谁跟了上来。
“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