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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六篇小说，篇篇有着我难以言说的哀伤，字字有着村里人不想回首的往事。就那镰刀来说吧，除了收割，也可以砍人，这种事情在农村常有发生。有理、无理，在乡下，很多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悲愤起来，六亲不认的事情不罕见。镢头呢，是田中王，它的地位，靠的是实力和暴力。它所承担的工作也非镰刀能比。在乡村，持镰的，是朴质的女子；而镢的使用者，肯定是黑色大汉。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作用力大，反作用力也大。镢和镰刀的性情不同，往往也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至于，地位比较高的犁，耧，可是当作宝贝的东西，其实一个村子也只有那么几张犁子、几台耧子。制作工艺要求高，非专业人士莫属，使用他们，也是村子里的“把士”所为。一般人望尘莫及。
小说中的人名，是一种与乡土、人情暗合的符号。根宝、有来、拴住……每一个名字，都像山冈上的灌木，每个人都像一样农具。智慧如桔槔，稳妥如耕牛，矫捷如扁担……人和农具，农具和人，是一致的，不分伯仲，尊卑。就在平常中，蕴涵着哲学，那可是生命哲学。我竟然在书中读出了悲凉的意味，可能我在农村长大的缘故。
书中的哀意，俯拾皆是。鲁迅也讲过，“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几千年来，老百姓和农具的状态相同，沉默无语，及至有人把工具分为三种：会说话的工具（人）、不做声的工具（农具）、哞哞叫的工具（牛）。人、农具、牛，成了并列的名词。人一旦成了工具，就意味着被奴役、欺侮，何谈尊严呢？中国的历史，似乎便是皇帝和工具的历史，历史的变迁，我们记住了历朝历代皇帝的名字，我们也记住了农具的名字，可是我们却很少能记得住成千上万大号叫百姓的人。
何以选择“太平风物”称呼农具呢？我猜想，大概也不是王祯的一厢情愿，更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老百姓可以解决温饱了吧。古时的战争中武器，仔细看，似乎也是从农具演变的，十八般兵器，都可以在农具中找到原形。太平是不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太平却又只是用来“助兴”的，安慰安慰大伙儿罢了，天下，哪有真正的太平呢。所以，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活着，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农村，“太平”的意味更浓了；村子民远离乡村，揣着理想历经磨难来到城里，市民称他们为民工，他们在城里摸怕滚打，想融入城市，可是，回头来，让他们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乡村贞静的岁月和安稳的日子。毕竟，根在那里。心在那里啊。
三
猜想不出，城里人阅读“农具系列展览小说”，是怎样的感受：陌生？生涩？我还担心他们会有阅读的障碍——城乡差别太远了。而对于童年生活在乡村的人来说，实际上，这是一本写实的小说。
李锐认为，这本农具小说展览是“超文本拼贴”——“图片、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但是，这哪是什么超文本啊？乡村里几个要素，早就融合在一起的，根本不需要复制和粘贴。比如，农具名称，几千年的称呼不变，这就是历史，农村经济落后；而制造农具的材料，是山上的一景；使用的农具的人，都是“芸芸众生”啊，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
我读这些小说，情绪受着情节牵引。吕梁和蚌埠虽然相隔较远，但，农村的事情，几近相同。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啊，根本不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我熟知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并不比李锐笔下的人物幸运多少。他们几千年都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挣脱不开。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代一代延续一下去。他们哪有时间和雅致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呢？
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精神上的。我敢说，二千多年前，那些“太平风物”绝对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然而，时过境未迁，二千年后，他们还“活着”，却成了落后生产力子的代表，不能不说是件让人痛心的事。
当时风物在 可能醉太平？（1）
书评人 涂涂
不浪漫的诗意
一本名字叫做《太平风物》的书，是容易激起读者怀想的。 “太平风物”，诗歌般的节奏，四个字吟咏下来，有一种悠长的韵味，几千年的历史也似乎随着这吟诵穿越时空，悠然来到面前。李锐说这个书名得于《王祯农书》，书里面记载着这四个字的出处，“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果然是一派浪漫的风貌。更何况，一翻开书，看到的便是一件件的农具：犁、锄、镰刀、磨……千年不变的农具，在书页上静默呈现，而农业社会千年不变的历史在这些隐约的图像中更生出了一种肃穆的诗意。李锐，是要为逝去的历史招魂吗？
李锐说不是。他把这本书叫做“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他希望读者不但“读”、而且“看”这本书，“看”那一件件的农具。看样子，他在拒绝历史的诗意，因为只有现实，才是需要用眼睛去“看”的。其实，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些农具不但代表历史，也代表记忆——很多人小时候大概都曾经见过、甚至用过这些农具中的某几件；而在更多不大可能看到这本书的人们那里，这些农具既非历史、也非记忆，它们只是平平淡淡的现实、日常的生活——这些人是农民，中国农民，李锐小说的主人公们。当代农民对这些传承着历史的农具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在这些误用的过程中，现实的残酷不但让历史的诗意荡然无存，更以一种凶猛的姿态席卷传统、席卷乡村、席卷一切曾经的美好。而那些展览中的农具，就像《残摩》中那盘散了架的摩一样，支离破碎。
《残摩》里，老农没有名字，只有倔强，只有叹息。他明白村里的壮年男女为什么都要远走城市，可是他却舍不得那盘摩、那块地、那排亲手盖起来的大院子。残摩已经不能平地了，老农也落下一身伤痕，村里的老人们已经陆续死去，他，也快了吧？残阳中，破碎的摩和没有名字的老农，活生生映照出农耕社会夕阳西下的凄凉画面。
李锐说了， “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这次展览的目的”，他描画出来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残摩上无助的老农。面对似乎席卷了世界的疯狂，更年轻的一代正绝望地寻找突破口。“绝不再活在他们那个世道里”，了断和尚的口头禅实际上是一代人的绝望呼喊。以小五金立命的青川市每年要被车床切下几千根手指，失去三根手指的了断只是其中的不到千分之一。和另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一样，了断在绝望之后绝意出家，甚至用樵斧砍断了自己的命根子。可是出家又能怎样？了断即使把自己投入茫茫江水，也逃脱不了被这个“世道”追逐。
和了断一样，木匠金堂也是到城市里寻梦的，可是一场车祸让美梦还没有开始就碎了。截肢之后的金堂，用扁担把自己的残腿连起来，用两只手“走路”，一定要死在家里的信念支撑着他一寸一寸挪回了家乡。可是在家门口最后一座大山前面，金堂哭了，那个家啊，又能给他什么呢？
高密度的现实
有多少种命运，那些农具大概就有多少种用法。在《太平风物》之前，人们很难想像扁担会成为一个人支撑回家的腿，更难想像樵斧是弃世者绝望自宫的工具，但这个世界却已经变成这样了。其实从全书的第一篇开始，这些农具的不寻常就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农民陈有来用镰刀割下了村长杜文革的头！事后，有来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把杜文革的头稳稳地放在八仙桌上，旁边是一叠杜文革贪污的证据，那是有来冤死的哥哥保来留下的……一种复仇的快意贯串着这篇小说，直到最后一刹那，警察的子弹打穿了有来的胸膛。——这个世道，毕竟不是有来、了断、金堂他们的。
李锐写的，当然不是命运，那是现实，是现代化大潮中绝尘而去绝对不可能回头的现实。尽管有些故事看起来离奇，但放在转型期的农村，没有人会不相信这些故事真的可能发生。他写乡村教师的尴尬，因为没有工资，一副用来打黑豆子的连耞，成了老师让学生们帮忙干活的工具，更成了这间小小学校关张的理由；他写穷乡僻壤人口贩子的猖獗，那个被栓柱买来锁在石磨上调教的媳妇，居然曾经也是贩卖人口集团的主谋；他写口蹄疫期间对耕牛的大规模扑杀，红宝带着他心爱的耕牛黄宝躲在古旧的老窑洞里面，虽然躲过了政府的“执行”，却躲不过葬身坍塌的废窑洞的结局……
《太平风物》不长，十四篇“农具小说”，加上稍稍相关的两篇附录，不过十来万字，基本上都发生在那个叫做五人坪的弹丸小村。但放眼当代文学版图，这十万字的密度是惊人的。在李锐坚硬的语言之下，当代中国农村由断片拼贴出一幅全景，干群矛盾、城乡矛盾、口蹄疫、民工潮、小煤窑的事故、大农村的空旷……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伤痕累累的农村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所有这些，李锐都希望读者用眼睛去“看”，因为这图景，正是被一部分人遮蔽、更被另一部分人忘却的新农村。
或许我们可以“看”的，还不仅仅是这薄薄的一本小说。李锐把如此丰富如此暴烈的现实用挤压式的语言填充在短短的十万字里面，而关心现实的读者，可以在最近两三年的媒体报道中找到无数的材料来丰富这薄薄的小书，这小小的五人坪，这短短的十四个故事。要看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挣扎吗？自杀讨薪早已不算新闻；要看环境污染后空荡荡的农村吗？癌症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