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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当年元帝国是何等的气魄，连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也只能望其项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靠武力占领了欧亚非大片的土地，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帝国，被击败的国家多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却无力应对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部族。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强悍的游牧部族虽凭武夫之勇取得了一时的胜利，终因文化的差异而没有能力经营和守住偌大的地盘，连年不断的反抗和此起彼伏的起义使他们深受重创，很快便开始衰退，不到一百年即被明朝推翻，马背上的民族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再说勇敢智慧又善于学习的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以那么小的地盘和那么少的人口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明帝国大片的领土，统治起众多的人口。明朝的腐败固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清朝的统治阶层很有远见，善于学习对手深厚的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所以才能以弱小制强大，竟然统治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原各民族近三百年，最终将满族的文化完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洪流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例子是希特勒（18891945）的第三帝国。第三帝国靠闪电战迅速占领了欧亚非大片的土地，所向披靡，不可一世。我曾在德国首都柏林参观过这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不同景象，被战争破坏的柏林令众多来访者为之扼腕，慨叹无数恢宏精美的历史建筑毁于战火，有些则永远无法修复。希特勒在执政期间，禁止传播被占领国的文化，当时的波兰连肖邦（1810—1849）的作品都不许演奏。但是结局又如何呢？希特勒像一个赌徒，原想赢得全世界，最后却连自己的家底都输光了。而肖邦的音乐却仍在全世界回响。
的确，物质的丰富，经济实力的雄厚，武力的强盛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段肆无忌惮地侵占他国，也能攫取一些骄人的战果，但历史是无情和公正的，一切犹如过眼烟云。尘埃落定，大浪淘沙，真正积淀下来的还是人类创造的灿烂文明。文化和艺术是不朽的，而侵略者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2004年8月，我应邀去西安参加第一届梨园文化艺术节，本来是想去捧捧场，但是当我在盛唐故地重又细细地研读历史时，却生出颇多感触。
对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白居易《长恨歌》中那些精彩的诗篇，还有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那部如诗如画的合唱曲：渔阳鼙鼓动地来，山在虚无缥缈间……原想李隆基也不过是对文艺比较喜爱和重视，可能会偶尔去梨园看看乐工们的排练，居高临下地视察和指导，或者如所有君王一样高高在上地听歌赏乐。但真到实地一看可不得了，李隆基居然亲力亲为地在乐队中司鼓，不仅和乐工们一起排练、指导乐队，而且私下里也苦练基本功，光是击鼓的鼓槌就练坏了好几箱子，这对于一个至尊至高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不容易。我们知道，在我国戏曲和民族管弦乐中，除了京剧在文革时期因加入了洋乐器和新民乐器而增设指挥，一般鼓板理所当然地担当乐队的指挥。2004年，在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演出中，我首次与民族管弦乐队合作时就深有体会。民乐队在演奏中很多地方都是依仗鼓的演奏速度、力度的变化，来调整乐曲的音乐处理，可见鼓在乐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穿越艺术》 漫话音乐艺术的价值和力量（2）
而要指挥好一个三百人的大乐队，除了要具备良好的乐感，熟悉不同乐曲的风格，处理好不同的情绪，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击鼓的技巧非常之高，速度极快极匀，力度、幅度也很大。另外他还才情俱佳，因对当时的盛唐情景触景生情，常有感而发，亲自作曲，亲自指挥，与三百乐工共同完成许多乐曲的二度创作。据传他的作品非常之多，比如《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及56岁时邂逅杨贵妃后创作的《得宝子》等等，均为经典之作。另相传歌、舞、乐兼备，结构繁复，气势宏大的《霓裳羽衣舞》，他也参与了创作。
对于唐玄宗的评价，是开元的大治，还是安史之大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是由于治理上的昏庸还是藩镇割据的节度使制度使然，我们姑且不论其政治成败和历史功过，我想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他远不是仅仅沉湎于靡靡之音的亡国之君，而是对艺术倾注心血，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有所建树，并通过实践努力去开拓创新的有功之君。如果不是一国之君，仅根据他的艺术成就，即便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也可以被称为艺术家了。然而，回顾一下历史对他的评价，似乎没有人郑重地授予他这样的称号，除了梨园戏曲界尊他为鼻祖，人们不仅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相反所听到的往往是沉湎于声色犬马的亡国之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价值观中对艺术的轻视和偏见。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些欧洲的音乐家的命运。由于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社会对艺术所持的态度和扶植程度也不同。欧洲的艺术家们享有大不相同的待遇，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具有杰出的艺术才华而备受关注，不仅得到丰厚的资助，还有良好稳定的创作环境。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华，进行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从而确立在艺术领域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
例如，一提到巴洛克时期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16851759），就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英国皇室和他应英国乔治一世之邀创作的《水上音乐》。乔治一世曾给予亨德尔丰厚的待遇，以至于1726年，42岁的亨德尔乐不思蜀，成为英国公民。即使在乔治一世驾崩以后，亨德尔仍不断得到皇家的支持，使他能继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
又如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17321809）。自从1759年，27岁的海顿结识了匈牙利贵族保罗？埃斯特哈齐亲王后，他就受到优待。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为亲王兄弟俩工作，从最初的保罗直至继任的尼古拉斯公爵。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创作环境使他创作出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音乐作品。后人一提起埃斯特哈齐兄弟，无不赞赏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支持，尤其称赞他们鼓励海顿大胆地进行创作革新。
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就是“乐圣”贝多芬（17701827）对待自己艺术赞助人的高傲态度。有一次他在写给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信中说：“你之所以成为亲王是由于你出身的门第，而我之所以能成为贝多芬，全靠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如此桀骜不驯，亲王却一如既往。在贝多芬1802年写的著名的海林根施塔特遗言中，他留给两个兄弟最珍贵的遗产就是4把意大利名家制作的珍贵提琴，而这些珍贵的礼品正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赠送给他的。可见当时贵族对艺术家的尊崇和屈就。
以上我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尽管不能排除仍有艺术家生前穷困潦倒、身后才得到认可的情况，但应该承认的是，在西方，崇尚艺术确实是一种社会风尚。西方历史给予这些艺术赞助人很高的赞誉，并且在这些音乐大师的作品扉页上永远地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功绩随着不朽的作品传颂千秋万代。
相比之下，对李隆基的评价就颇有偏见。尽管既是创作者又是组织者的李隆基对艺术的贡献绝不亚于上述权贵，而且早于他们许多年。李隆基生活的时代是公元七八世纪，比亨德尔的巴洛克音乐时期早了将近一千年，那时的欧洲还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阶段，社会精神禁锢，神权至上，比起开元年间中国的盛唐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李隆基正是在物质富足、政治开明、社会风气开放的环境下，放下帝王的架子，身体力行地实践艺术，推动艺术的发展，这难道不值得后人称颂和纪念吗？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的老祖宗对艺术曾经尊崇有加，并且积极倡导。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就把“乐”尊为六艺之一，作为教化人民、稳定社会的一门必修课，使臣民知书达礼，使社会健康有序。而他所痛斥的最坏的社会境况就是“礼崩乐坏”的乱世。
英雄所见略同。艺术兴衰，反映了社会风尚，而社会风气又代表国家面貌，音乐的功能一直被先哲所关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前428—前348）也充分肯定音乐对人的积极影响及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认为好的音乐能教化人的灵魂，音乐应该以道德和正义为目标，对人应该产生增强自信、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社会道义等影响，而不应该用夸张的音响表现，追求效果或仅仅用来享乐，更不能使人堕落和昏聩。柏拉图对音乐教化作用的注重，与孔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证明，音乐及其相关的艺术门类在改变社会风气、教化人格品性和提高民众修养上的作用远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有效、更长久，“传染性更强”。
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不必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那样富有哲理性和战斗精神，也不必像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那样伤感和深刻，它也许就是一首小歌。十年浩劫中人们私下传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那遥远的地方》……都因曲调的优美深情而感动心扉。与恶劣环境比照，那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旋律使大家相信苦难与光明同在；而一曲《献给艾丽丝》和一曲《梁祝》，传递着不朽的爱的精神，使多少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给多少灰暗的心境带来希望的曙光……
音乐，就是这样与人类休戚与共，伴随着人类前行的脚步吟唱着、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