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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起第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
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兄妹开荒》（见图10）
等一些秧歌剧相继问世，秧歌运动出现大普及的高潮，延安掀起了一场热火
朝天的群众性秧歌运动。自1943 年开始，这个文艺运动像一团不息的火种，
很快燃遍了边区各地及抗日根据地，各地不仅学习了延安传去的优秀剧目，
并结合当地斗争实际和特点，创作出大量的秧歌剧及歌舞。这次中国文艺近
代史上的秧歌运动，无疑是一次文艺的革命，它使得文艺工作者得到了一次
根本性的思想磨练，同时极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形势。
图10 《兄妹开荒》王大化（饰哥哥）李波（饰妹妹）
4。抗日的舞蹈怒潮
在抗日战争中，艺术工作也以空前的影响发生着巨大作用。抗日根据地
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剧团和宣传队，始终跟随部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
特别是他们表演的那些富于战斗气息同时又形式活泼的舞蹈和歌舞活报节
目，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鼓舞了战士与日
寇作战的勇气和斗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
战斗剧社原是属于红二方面军的剧社，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隶属于一
二零师政治部，1937 年9 月随军东渡黄河，活跃在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和冀
中平原。在这个剧社中，设有歌舞组，抗战初期经常上演的大部分节目，是
红军时代传下来的舞蹈，如《农民舞》、《儿童舞》、《工人舞》、《叮铃
舞》、《锄头舞》、《柳絮舞》、《蜻蜒舞》、《水兵舞》、《海军舞》、
《水手舞》和《乌克兰舞》等，后来他们还陆续创作了《平原游击战舞》、
《反顽固舞》、《游击队舞》等。此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先锋剧社，除演出
过《海军舞》、《农民舞》、《叮铃舞》之外，也演出过《泥水匠舞》、《机
器舞》和歌舞活报《打倒法西斯》等。还有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他们曾演
出过《儿童舞》、《霸王鞭》等。再如太岳区的三八六旅文工团，则演出过
《叮铃舞》、《网球舞》、《反侵略舞》、《驱逐日寇舞》、《军民联欢舞》、
《民族解放舞》等。上述这些舞蹈作品，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浓
烈的时代气息，它们在抗日的战火中得到发展，可以说与当时的斗争生活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宣传队和剧团中的演员，几乎没有专门跳舞蹈的，
他们几乎都是多面手，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和舞台工作样样都做。部
队行军和作战时，他们还要负责宣传鼓动及后勤工作。当时的演出多半在室
外进行，环境可以说艰苦之极，无论是酷暑或是数九寒天，小演员们都在打
谷场和小土院里练习舞蹈。为了节省老百姓支援的军鞋，有的演员就光脚练
舞。残酷的抗战斗争中，有些年轻的演员甚至不惜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战争，不仅使成年人饱尝战乱之苦，也让儿童早早地历尽人间坎坷。然
而，战争的洗礼也使这些儿童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希望之材。在抗
日战争时期，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有志气的儿童，他们像大人一样，经受着
风暴的考验，用他们小小的肩膀，担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当时生活在“育
才学校”、“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儿童们，用他们的歌，用他们
的舞，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时期各根据地的舞蹈，都是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的。其
特点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舞蹈形式，配合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结合
当时当地对敌斗争的具体要求，创作出不少具有战斗特色的舞蹈，极好地配
合了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需要。
四、舞入新中国
在国统区，舞蹈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吴晓邦为代
表的“新舞蹈”及用进步歌曲编演的舞蹈形式；第二种是以戴爱莲为代表的
“边疆舞”；第三种是从延安传来的“新秧歌”。这几种舞蹈形式均结合当
时政治形势，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美好的愿望，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
和爱国学生向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46 年以后，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群众舞蹈活动也在
这种形式下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到1948 年前后形成高潮。各地的群众性舞蹈
活动引导着无数广大的青年和学生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重庆，始于延安的“秧歌运动”，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流传开来。1945
年新年和春节期间，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7 周年和欢度春节，周恩来组
织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
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和《一朵红
花》。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
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盛会，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和部分国际友人。
当表演集体秧歌时，周恩来等首先站起，加入到秧歌队中，兴致勃勃地扭了
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中去，队伍越来越长，情
绪也越来越热烈。大后方的重庆，第一次有这样热闹的“闹”秧歌。有些文
艺工作者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似乎自己到了抗日圣地延安一般。
育才学校组织了大秧歌队给群众拜年，震动了重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
的阵容整齐、歌舞新颖、内容进步而获得群众的喜爱，而且因为当时在重庆
扭秧歌要冒坐牢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冲破了禁区，把秧歌扭向街
头，给群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全国解放指日
可待时，被国民党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为庆祝胜利，也扭起
了秧歌。1949 年春节，这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志士们，又
在监狱的场坝上举行了联欢会，难友们将自己的被面撕成条，系在腰间忘情
地扭起秧歌，表达了他们对重庆和全国即将获得解放的激动心情。
在昆明，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抗战后期及解
放战争时期聚集了一大批爱国进步教授、文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
舞蹈家。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的爱国师生组织了以群社为代表的各种进步
社团，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社团以时事报告会、文艺晚会进
行唱歌、演剧、跳舞等活动。其它学校及社会各团体的青年也有不同形式的
社团组织，比较普遍的是组织歌咏队、合唱团，民主气氛极浓。因此，昆明
被称为“民主堡垒”。
昆明各大、中、小学中的舞蹈活动，已成为青少年们不可缺少的文艺活
动形式，迎新会、结业晚会、营火会、募捐演出等各种集会和游行都离不开
舞蹈。除过去已为群众所熟悉的舞蹈仍在群众中继续流传外，许多从事音乐、
戏剧、舞蹈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斗争需要，以现代歌曲和民间歌曲编出了
许多为群众喜爱的舞蹈和歌舞。这些歌舞民族风格浓郁，《拍拍手》、《豌
豆秧》、《圭山谣》、《山菱角》、《逗蹄壳》（即痘胶）、《金凤子开红
花》、《满山娘》、《螃蟹歌》、《山那边有好地方》、《青春舞曲》、西
藏舞、新疆舞以及歌舞小戏《助学花灯》、《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等一大
批舞蹈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另外，秧歌也传到昆明。1946 年，为纪念五
四运动27 周年，云南大学在该校组织了几百人参加的营火晚会。参加者除唱
革命歌曲外，还集体扭秧歌，并由该校哈哈合唱团表演了梁伦排演的秧歌剧
《兄妹开荒》，引起强烈反响。参加活动的闻一多对身边的青年说：“今天
晚上我们看到了同一时代两个不同的社会，对比太鲜明了。”40 年代，云南
的新舞蹈和秧歌在昆明的传播，其创作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样、
参加人数之众、普及之迅速，在现代舞蹈发展史中是少有的。
在上海，虽然少数汉奸文人，以电影、广播电台、歌场、舞厅宣扬汉奸
和奴才文化，麻醉、毒害人民，但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勇敢地冲破禁区，
使进步舞蹈及秧歌在上海得以广泛传播。
1946 年，戏剧家欧阳山尊和李丽莲在上海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
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一些进步报纸报导了演出盛况，节目被灌制
成唱片。他们还给文艺界一些人士传授了秧歌舞，这是最早在上海出现的延
安的秧歌剧和学习秧歌舞的活动。1946 年8 月，戴爱莲演出的边疆舞像旋风
般风靡了上海，尤其使青年人为之深深着迷。从此，秧歌和边疆舞以空前的
力量，冲击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荡涤着那里污浊的空气。
上海的群众舞蹈活动始终与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争生存、
要和平的民主运动紧密相连。1949 年5 月25 日，当解放上海的战斗刚刚结
束，大街上突然间出现了众多的秧歌队，他们打着彩旗，举着标语牌，擂起
大鼓，唱歌，跳舞，扭秧歌，呼口号，加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使得整个上
海沸腾了，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人民由衷地庆贺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3 年在北平，舞蹈家贾作光先后演出了由他创作主演的舞蹈《渔光
曲》、《魔》、《少年旗手》、《苏武牧羊》、《国魂》、《西线无战事》
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舞蹈。
北京大学民舞社积极传播解放区的秧歌及进步舞蹈边疆舞等。在北大的
民主广场上，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连成和华顺曾带头演出过《兄妹开荒》。民
舞社还演出了《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