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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几位老干部宣布“解放”，并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担任了连队（各单位都编为连建制）的连长和指导员。当时，我们干校文化系统的下放干部五、六千人呢。其中哪位干部一旦被宣布“解放”，便有资格回北京探亲。被隔离审查的人，不但没有探亲的资格，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所以我们这些人已有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家里人肯定疑惑和不安。这时，严文井得到批准回京探亲。他何时走我并不知道。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北京探亲期间竟去了我的家里，安慰我爱人刘琳说：“我们干校很忙，所以周明好久没有顾上写信回来，托我来看看家里。”刘琳疑惑地问他：“周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严文井说：“他没有事，周明是个好人，你放心……。”这些情况是很久后我“解放”了，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的。当时文井先生回连队后并没有告诉我。反而是在一天黑夜里，他和郭小川在吃晚饭后，约我到连队食堂旁—个作为仓库的大棚子里谈话。我以为会像“专案组”一样又要逼迫我、训斥我。那时他们已经是连队领导，我有冤，我当然要谈。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谈话不是训斥，而是讯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详细过程。我又感动又委屈地向他们哭诉了“专案组”逼供信的恶劣行为！他们安慰我说：“明白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会解决。真相会大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行为！他们也刚“解放”呀，闹不好，会被人家扣上“右倾”、“立场不稳”、“同情反革命”的大帽子。
直到1992年4月，我的家乡陕西电视台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计划在北京采访参加过“讲话”座谈会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严文井先生。我电话同先生约好时间后，于4月初的一天，带着陕西台的朋友到了严家。那天文井先生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提起延安水，他兴致勃勃，谈锋甚健。他先向家乡人描述了我们在“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我上面叙写的那段感人故事。然后谈起延安座谈会讲话，他更是兴致很高，他说毛主席在发表“讲话”前，曾先后约了好多位作家、艺术家谈话和征询意见。找他时，谈话是在枣园毛主席的窑洞里。两人谈得坦率而亲切，不知不觉间到午饭时了，毛主席留他共进午餐。能和领袖在一起谈话和吃饭，他感到幸运。但毕竟有些拘束。主席见状，把在他一边的红烧肉缓缓推到严文井的面前，直说：不要紧张，吃，吃。这是严文井在延安艰苦岁月中难忘的一幕。所以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回忆难忘的往事，仍然令文井老人兴奋、激动。那一年，参加过延安“讲话”的老同志已屈指可数，据说只有八，九个人了。如今，严文井的离去和几年前先后去世的何其芳、陈荒煤、王朝闻，这些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的青年教师，也就所剩无几了。多么令人哀痛、悲伤！
为了表达我深深地悼念之情，严文井先生辞世后，我去先生府上的灵堂，恭敬地向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请先生安息。我见先生遗像旁一对挽联上写着：风风雨雨稳站船头，坎坎坷坷走到彼岸。先生一生，正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一生，更是灿烂辉煌的一生。先生的逝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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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咏戈：平明寻白羽（1）
始终无法相信他去世的消息。但他的的确确走了。
8月25日清晨我赶到红霞公寓他家里时，小小的客厅已布置起一个灵堂。正面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他用那许多人都熟悉的笑容望着前来同他告别的战友、朋友、学生。我向他的遗像行三鞠躬后，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他的女儿刘丹对我说：“爸爸走得太突然了。他虽然年纪大了，但心脏，血压都正常，医生说活到95岁应该没问题。金炳华书记说，中国作协要在明年爸爸90岁生日时举办他文学活动70周年纪念会，他很高兴。还问我到时候穿件什么衣服。我对他说：衣服我替你买。原来定了这几天他跟我去看衣服的，没想到……”他的女婿迟晨浩把我引进白羽的书房兼卧室，说：“再看一眼吧。”这间不到15平米的小屋被一张单人床，一组沙发，一排书柜，一张木桌塞得满满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和不止一拨的部队青年作家在这里聆听他的教诲，记得就有乔梁、刘兆林、宋学武、简嘉、唐栋等。1994年春节前夕，与他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汪琦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我闻讯赶来时，汪琦同志刚被拉走。他久久地不让医生们拉走她。尔后，我陪他也是坐在这间小屋里默默地垂泪，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一时间，忽然拉近了我们间上下级的关系，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我说：“刘部长，您一定要保重自己。”悲不自胜的他抬起头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挺得住。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和汪琦一同构思的一部长篇写完。”（就是他80岁以后出版的《风风雨雨太平洋》）此刻，我环视这间屋子，他晚年常穿的那件格子夹克还搭在椅子背上。仿佛他一会儿就会回来……
30年前第一次见刘白羽时的情景还像昨天一样清晰。1975年秋，我当时在复刊不久的《解放军文艺》当编辑，编辑部在总政大楼内办公。一天上班时路过文化部值班室，忽见里面坐了一位以前没见过的老军人。当时值班的人都是我们这些小干部，因为值班室的任务是听电话，写记录或喊电话。领导是不用值班的。好奇的我禁不住走进去问这位老军人：“您是？”“我叫刘白羽，刚刚来的。”“啊！”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60年代我上中学时有限的几本“藏书”中就有一本《红玛瑙集》，到后来都翻旧了，喜欢文学的谁不知刘白羽的名字。早几天也听说大作家刘白羽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了，中央安排他到总政文化部工作。没想到竟在这里见到。1975年还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刘白羽虽然恢复了工作，但在总政文化部是“顾问”，不是部领导，所以也安排了他值班。我说：“我从中学就读您的作品。”他听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一一报来后，他说：“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了。”
此后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部属。他几次对我讲起，他一生有三个重要时刻都选择了军队。1937年赴延安后，毛主席本来要他去教书，他坚决要求去前方，后来主席分配给他陪同卡尔逊的任务，算是批准了他的要求，从此他留在八路军总部。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周恩来副主席让他在去香港做文化工作和参加解放战争两者间选择，他选择了后者。第三次是1975年他被“解放”后，他提出回军队，主持军委工作的小平同志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在脱下军装20多年后重又穿上了军装。他为这三次选择而庆幸，多次说：“我的性格与其说是作家，更是一个军人。”“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担任了总政文化部长。他的“作家部长”，但更鲜明的是“军人风格”。上任不久就指示解放军文艺社创办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并亲自选定《昆仑》作刊名；大约是1983年的哪一天吧，他把李瑛、张澄寰、陆文虎和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示筹办军艺文学系，并亲自点将徐怀中担任系主任。这座军队作家的“黄埔”，培养出一茬文学后生。1979、1984两年，先后两次下命令让全军几十名作家去云南、广西边防深入生活。《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凯旋在子夜》等一大批已载入军事文学史册的作品便是那时的收获。那几年部队文学创作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他还亲为许多部队青年作家作序写评介文章，耗去他晚年大量的时间。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受惠者。1984年3月，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在戎谈文》即将出版，开始不敢求他写序，在解放军文艺社王传洪社长一再鼓励下才去找了他。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看完那些稿子。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发现，这位青年人质朴而又聪颖，他善于吸收也勇于探索，我欣喜地看到了他的性格与他文章风格的一致。正因为他浓烈地热爱文学艺术，又有‘文学评论本身也应当是一件艺术品’的追求，因而他的评论是文学的评论。”他用这样过奖的话把我推介给文学界，我心存感激却又十分惭愧。因为一，我没有更多的好文章向他汇报，二，也辜负了汪琦常对我说的：“范咏戈，你不要因为行政工作耽误写作，这一点不要学刘白羽。”其实以他对文学的执著我能得其一二便了不得！至今，想我常以不是专业作家是文学编辑为自己的不才和懒惰解脱，便觉得对不起老俩口。
1984年已68岁的他，拄着拐杖上到老山峰顶。李瑛、陆文虎、我和佘开国4个人陪他同往。当我们由北京到昆明后，当天晚上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为他接风后说：“白羽同志，你到了昆明就可以了，不必再往前走了。”刘白羽说：“那怎么行？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随先头部队行动。”张司令是他的老朋友，只好派了他的作战飞机送我们到滇南。尔后又换乘直升机去最前沿。我是第一次乘坐武装直升机。在峡谷中低空飞行的飞机，两边是陡峭大山，机身下是滚滚大河，疾风从没有玻璃的舷窗呼呼而进，坐在里面未免心中忐忑。侧目看一下身边的刘白羽，只见他双手抱定拐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地注视着远方。那镇定的神态使我一下子感到此时他不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司令员。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那是一种力量传给了我。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在安全系数不大的武装直升机上，在对方炮火射程之内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