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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那是一种力量传给了我。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在安全系数不大的武装直升机上，在对方炮火射程之内的阵地上，我似乎对军人的涵义多了一些理解，对军人作家的使命有了一些感悟。那次，虽是我们搀扶他上山，但实则是他把我们带上阵地。在阵地上他对战士们的讲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我年纪大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前方的山上，我把他们带来这里交班，就是让他们知道，部队文化工作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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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咏戈：平明寻白羽（2）
军营里有句话说：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看你军装穿得周正不周正，要看你有没有军人气质。接触他多了之后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真理性。他虽然很少穿军装，但一看就是一位标准的军人。坐言其行，器宇轩昂。他以大醇之人格铸就的作品华丽的雄浑，典雅的激情的风格，别人无法替代难以企及。
在百代过客的光阴中谁也无法长视久生。一些人老了，退了，便终日与叹老嗟卑为伴。而他呢？却愈到晚年愈见出姜桂之性。这几天我一直回忆1975年与他在值班室相遇，1984年陪同他上老山，1994年汪琦去世陪他垂泪。我三次看到了他生命历程中的困顿。第一次是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第二次是自己的身体在背叛他，第三次是人琴俱亡的情感打击。每次他都挺了过来。汪琦去世后，他极度悲痛又非常孤独。儿女不在身边，只有20几岁的保姆、公务员与他作伴。然而在80岁上下，一个靠手杖走路的人，竟然又飞过喀喇昆仑山，远航渤海海湾，在华北油田之后又访问了大庆，在鞍钢之后又去了宝钢。还说：“我的心时时激动，我恨自己老迈，不能深入生活，可是哪怕2000字的短文，我也未停止对生活的歌唱。”在寻找答案时我翻捡出1995年——那时我忆离开机关去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编辑《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一书时请他为散文卷作序，他在序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跋涉是生命意义的体现，生命的意义全在于跋涉，作家的作品就是跋涉中的脚印。生命会有终结，但脚印却将永远地留在这颗星球上。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对生命的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我把这段话引用在这里，希望我们的作家都能这样认识写作，认识生命的意义。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生存，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会洒下热泪’。”重读这段话答案似乎有了：他以军人的脚步跋涉生命，无往而不胜！
他年轻时就喜欢上汉朝大将李广一次打猎中把草丛中一块大石头误以为虎，一箭射去，连箭羽都射进了石头的故事，并以边塞诗人卢纶以此故事为题材的诗名“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白羽”作了自己的名字；他喜欢平明时分，在《平明小札》中有过这样的题记：“晨曦乍上，清气袭人。这是我最酷爱的时间，最酷爱的所在，当然也有着我最酷的心境。”他终于在最后一次看到平明后的一个下午告别了他一生都热烈拥抱的世界。我寻他时，却看到箭羽一般的他没在了万丈晨曦中，那里，他将要拥抱的第二个太阳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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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1）
几年前我的一次画展上，拥挤的朋友们使尽一切力量挤过来和我握手祝贺，究竟接待了谁，我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那时都是一个样——激动、喜悦，为我的成就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这里没有骄傲和狂妄，更多的是我人尚在人间和我画作来之不易。
这时刻，猛然肩头上挨了一大拍，我惊魂未定，接着这人又来了一个拥抱，那热情洋溢，那老友相逢，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是哪个老朋友给我来了这么一招？”定睛一看，我的脸立马从喜悦拉回到阴沉，我不会来假的，透明的我怎么也装不出假笑来。我没跟着他激动，也没笑出来……
他怎么好意思和我如此这般的套近乎？他似乎忘记了“文革”时一个刚刚从中专毕业的学生就能跑到台上对我“控诉”和“批斗”？我们并不相识，他刚刚分配来，我怎么就会在他三岁的时候把他头上弄了一个
大疤（这个疤从正脑门上“定位”，足有三寸长）？他“控诉”我是“汉奸”，那疤是我给他搞的。
想起来很好笑，他三岁的时候我才七岁，七岁能当汉奸也够有本事的；他三岁时在上海，我七岁时在济南；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什么鸟本事把手伸到上海，还往他头上打了一个三寸大疤？他三岁时他爸爸在上海开皮鞋店，我七岁时在济南一个救济会里上贫民小学，1959年我才去过一次上海，他三岁时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了这么个疤，我七岁时是在破庙里衣食无着、苟延残喘，怎么跑到上海去当的汉奸，而且打得他头破血流结下一个三寸疤？……不客气的讲，我七岁时连楼梯都没见过。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今天他竟然在画展上给我玩“老朋友”。真逗！
看见他，展览会的一切成就感全没啦，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小屋躲清静。脑袋里翻腾着一幕幕远去的思绪，这么大的一个画展仿佛像在梦中，因为这展、这人、这情绪怎么让他这一拍就拍得乱了方寸呢？！
我衡量人的标准绝对不分你是地主富农出身，还是庶出二奶养的，只要是好人，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呢？
我坐在这小屋里，外面看展览的人熙熙攘攘，从看到这个人后，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一出出滑稽剧在我脑子里“隆重上演”。
记得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从台上跳出一个地主学生？他控诉我的—句主要罪行是“为了搞反革命；为了他失去的天堂，他说老婆也不要分！”这罪多吓人？！谁有那么大本事在那恋爱都不敢拉手的年代，去大胆搞反革命而且还把老婆搭上？
蒋介石是反革命，那么大头头，他得娶多少老婆去让人搞反革命？那反革命里有很多女的怎么办？蒋介石忙得过来吗？
他家是地主，我是城市贫民，我失去了什么“天堂”？他又到了什么“地狱”？这不是不打自招？
我的“天堂”已经忘记了，小孩记不住苦难的童年，因为小孩不会“记仇”。我只记得一生忘不了的日子（1949年4月12日我参军），用这地主学生讲我进了“地狱”，这一天赶上吃大肉包子，一口气来了九个，撑得我三天没爬起来。这进地狱第一天就吃大肉包子喝鸡蛋汤，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小孩不争气，我怎么就会把“天堂”给忘了呢？
还有一个老几，也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学生，我俩之间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他比我这个老师也就小两三岁，出身富农，爸爸是三青团区委书记，劳改死的，大伯和叔叔当土匪给枪毙的。
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和子女，日子都不好过。我还经常给他粮票、稿费之类的以“资助”他搞“反革命”。他挺有本事，他上台检举我的当天晚上还给我“交心”，当然还是“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但是第二天斗争会一开始，第一个跳到台上批斗我的竟是这个小丑。先上来就给我来了一句“小恩小惠”拉他“下水”，接着就把平时的“无话不谈，无心不交”都给交了出来，我顿时感到不可思议，心想：不是昨天晚上“无话不谈，无心不交”时他讲：我不会把你交出来”吗？怎么这批斗会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他？！……最最不可思议的事，平时“谈心”的那些事怎么就记得那么一句不漏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顿悟”，原来朋友的“朋”字还有这么多学问。这个“朋”字一开始就说，这朋友里面有一半是“丿”是歪的，或说是些歪门斜道的。有一半是“”是正的，或者说是些正人君子。这一撇说明你有难处时，他撇下你就走人，那一立刀说明你有不幸时他能两肋插刀。这告诉人们要小心交友，不然会泪洒胸怀，你没看到那个“朋”字的肚子里夹着那么多泪水吗？这泪水全都浇（交）在这“朋友”二字里了……
这一检举不要紧，我坐了四年零七个月的牢，劳动了十四年，断了六根骨头，挑了一根筋，离了两次婚……
后来他们都当了“长”入了党，入党的时候他们单位还来到我这个非党人家里征求意见，我说，“他们出身不好，在那个时期可以理解，都是历史了，谁还能怪谁……”
人能忏悔不大容易，不但要有良心，还真需要点勇气。一个从四川来的学生不学无术，学的是美术却不会画画，可挺会整人，他还不如我北京带来的学生，因为北京学生起码还知道我一些“材料”。可他斗我最凶，多少年后还在许多场合讲我怎么“反革命”。这种人品德和格调怎么也上不了这种文章，那属于另类。
最使我不得其解的是：北京带来的还有一个祖孙几代都是老革命家庭的学生，奶奶都是拿枪上阵的英雄。这么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无产阶级怎么比那些地主、富农还“落后”呢？我没听到他检举我有什么“反动”言行，自始至终一两年他只是吸烟、沉默，再吸烟、再沉默。这个无产阶级真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批斗场上我“顿悟”又“顿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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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2）
如果往大处想一想，我括下来算是侥幸，我不禁想起那些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前辈和革命家。我参军时是个孩子，单位的工作是建烈士塔，我知道了很多烈士的英雄事迹，我在启蒙时期就记住了这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上学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穷人上的贫民小学，贫民小学还有富人吗，所以老师也不愿在这种学校教书，老师吃的穿的与穷人的孩子没两样，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