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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离开病房回去休息时，按情况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过次日凌晨。生 死如此，我们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像平日一样起床，去小坡顶上岩石那儿我的 三块石灶点火煮早点，路上迎头碰上从对面过来的鲍勃，鲍勃一副倦态。一夜未睡，然而精 神振奋而紧张。他一反常态，话多起来了。
“真是奇迹，”他说道。“珍妮活下来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说完，鲍勃这才回平房去歇一会儿。早餐后，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视珍妮。她还活着。但 知觉却还是没有恢复。好在呼吸舒畅多了，发烧也下去了。
我们这帮人除了布赖恩同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的司机为了每次灌氧气而去弗里敦外，都 离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韦马。电话当然是没有的。除了偶而用无线电同美国大使馆联 系几次外，同弗里敦别无任何联络途径。其实无线电常坏，靠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还需要 血，得从塞格布韦马以外的别的地方去搞。想来想去同外界联络的办法，舍此别无它法。那 就是当年乔在扎伊尔时发挥聪明才智的老办法：请传教士帮忙。人们来了。像当初移来非洲 地区时那样来了。不声不响地来了。响应无处不在的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口头传说，自发 地来了。都来献血。有的开着破烂得叮哨响的卡车来，有的骑着摩托车来，也有的踏自行车 来，只要能把他们驼来就行。人人都是红尘扑扑、满头满脸都是，却没有一个嫌长途奔波、 说牢骚话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关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运。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 友，大多是陌生人，只听人介绍了她的遭遇便自动来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顾找出一个合适的 献血者来。有这么多手续要办，简直忙得不可开支，像接待、记录姓名、绷紧压脉带、选找 静脉管、消毒、插针头等等。我埋头干活，顾不得抬头看人，连副面相都不记得，重要的是 胳臂。然而，我知道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听口音是各色各样的：美国的、英格兰的、 爱尔兰的，苏格兰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北欧的。我一边抽血，一边也给他们介绍情况， 说我们打算怎么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悬丝。
一遍一遍，我们在那块碎瓦片上验血，做交叉配合测试，当然使用的是新试剂。一遍一 遍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阳性，阳性，还是阳性。没错，只有15％的白人是RH阴性。 阴性在哪儿呢？我们确信一个RH阴性的献血者迟早定会出现的。
真的出现了，也许，是上帝的赐予。这算不算是天意的标志，或者应该看成神的风趣 呢，这我没法说得清。这位中选的RH阴性血型献血者一身传教士打扮，来自凯内马的天主 教会。他是珍妮的最后一个献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况在有些方面逐渐稳定。但总的情况还是严重的。我们说不准她这会儿好些、 隔会儿又会怎样。危殆的症状并未消失。脑袋和颈脖部分呈现肿胀模样，那就是拉沙热末期 的症兆。肿胀自头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脱形，没有了原先的俏丽金发姑娘模样。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法辨认，判若两人。
与此同时，珍妮还出现了大脑下神经遮断所致肢体僵硬的现象，也就是患者全身变形， 头向后弯，上肢向后展伸，双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后拉。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说明 高级脑功能全缺，体姿自然变形。珍妮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对任何刺激都无知觉，她的这些 朋友们还是继续仔细护理着她，一直对她说话。她们仍然坚信她能听得见。我们再一次陷入 无能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着希望。
采取血样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管事态有多恶劣，对疾病的研究是我们不变的职 责。但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神经受挫、计穷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尽，然 而这场苦难的经历总能有个尽头。
日复一口，珍妮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企盼着能出现转机，既然病情的发作已达到 登峰造极的程度，潮涨潮落，也该是消退的时候了吧。可是任何一点所谓我们察觉的有所好 转的迹象，其实都是我们脑中的想象。一切照旧，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忍多久？ 我们还能文持多久？意外问题果然开始露头了。
那一天，我刚从珍妮身上抽出血样，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脚面前碎成一大片。当 时因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里洗了，发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笨手笨 脚。我从一时震惊失措中转过神来，同唐娜对望一眼，就马上往沾污地面上洒漂白粉，让消 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时才擦洗干净。失手当时旁边没人，血也没有溅开，没有祸害别人。真是 吓死人了。
珍妮的高烧终于退了。这场人同病毒之间的大战，以我们得胜告终。这是聊可告慰的一 点。没错。但是仅此一点而已。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的任何迹象。我们为此而争论了半天。 怎么办？五个都是医生，还专门同拉沙热打过交道。把珍妮从病毒手中夺过来并没有了事， 这样严重的脑损伤岂不要让她永远昏迷后半生，一直做个植物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间题。 我们以为眼下的情况得找个脑神经专家看看，才能摸清损伤的程度，然后再决寇该怎么做。 也许该给她用类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儿找脑神经专家呢？应该把珍妮送回伦敦去！趁现在状况还好，可 以经得起搬动，全程空运，靠飞机解决问题，也许成。走公路岂不要了她的命？
无线电又坏了，不能用。无法向弗里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这儿百里颠簸 土路，直接找英国代表团方面的人洽谈，提供安排。我和鲍勃自告奋勇，因为我熟悉我们该 同伦敦方面哪些人联系，而鲍勃作为项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这条破路的折磨，一到弗里敦，顾不上洗去尘土，立刻上门找英国高级专员。 他看上去挺胄帮忙，满口答应说我们需要的帮助，他全明白，说他十分关心珍妮。他立刻着 手联系，联系上后让我们同伦敦女王广场的一流神经科医院直接谈话。于是我把我们的要求 说了。对方医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过，他又强调说，决定权不在医院，要经过科佩特的 伍德医院的医务高级顾问批准才行。这一点我过去听说过，英国确有此规定：凡出血热之类 的病例有关事宜慨由他监理。
我刚同这位高级医务顾问在电话里搭上话，他就迫不及待要让我明白他本人曾处理过9 件拉沙热病例，在英国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着，他又说关于拉沙热的一切有关问题，他 没有不知道的。伦敦北区就有科佩特·伍德医院的专设“泡沫”隔离病房，伦敦区域范围内 出现的出血热症状的病人，不论确诊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说，他不需要任何人 指手划脚对他说长道短重复拉沙热患者的治疗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绍说我恰好是在西非洲 拉沙热的中心地带与研究拉沙热十余年的科学家共事等等情况，等于白说。他置若罔闻。他 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你们全都干得不错，”他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励，好好干。千 万就地把她照顾好。”
我气往上涌，使劲往下压。“阁下，”我说道，“这是5个完全够格的医生对她的诊 断。她的拉沙热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要给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发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 这里的设备不足，不可能进行适当护理，而且她非进行脑神经检查不可，这些只能由伦敦医 院来解决。”
高级顾问就是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们估计错了，病人飞行不宜。总而言之，按他的说 法，我们全不懂事，全在胡来。
他一副针刺不透、水泼不进的口气。“本人认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来是毫无道理的， 让英国的医务人员冒此风险是不合适的。”他正式表态说。
我再次强调乔学识丰富、经验老到，判断不会有错，就算还有感染残余，也是微乎其 微，只要谨防针刺之类、避免血液直接接触，谈不到什么大风险。他全不理会，口口声声要 我们在当地护理，就是死在当地，也要比把拉沙热带回去，让伦敦冒感染拉沙热的风险好。 我们解释说病人烧已完全退尽，现属无烧症状，根据所有数据实录，从方方面面看，所谓风 险，也是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对他说来，解释不解释，都一样。连我们一再强调珍妮年 轻，事业性强，专业上有一套，为了非洲的穷苦百姓，抱着奉献的理想，远涉他国等等，全 白搭。一切同他无关，他对她不负任何责任！我伤透了心。却拿他毫无办法。此时此刻，我 真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们旁边听着电话对话的高级专员副手也深震惊。等电话挂上，他二话没说，走出 房门，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级专员听到这位埃德蒙顾问的态度，也生了气。这下就好了。 我离开专员办事处才半小时，高级专员副手跟着就打来电话。那天碰巧，弗里敦的电话管 用。我正在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队部接到电话，高级专员向我宣读一封文句十分得体、但措 辞相当强硬的电报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顾问之间的谈话概述一遍，谁都听得出其中谴责和抗 议之意。高级专员说此电即发伦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个压得住埃德蒙顾问的人物来解决问 题。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着好大一个立见成效的希望的话，失望也就更大。事实 上，接下去什么动静也没有。看来英国的官僚机构真是僵硬透顶。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办得 通的事，在英国显然还会碰壁。
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英国医务人员不受病毒的侵害。既 然说这句话的科佩特·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