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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5月，全国共查处11。3万人次；在1996年4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14。2万人次 。如果从1994年到1997年的全年查处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25万人次的话，那么从1984年到1997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大约212万人次。
另外有资料说，1982年－1991年累计查获31。5万人次，自从1991年以来（估计应该是到1996年底）累计查获153。5万人次 。二者相加是185万人次。如果1997年的数字持平，也是全年25万人次的话，那么从1982年到1997年，全国累计“查处”
了大约210万人次。
这样，分头计算的结果差不多，都说明自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
官方的所谓“查处”究竟是什么意思，笔者一直找不到一个权威的解释。据多位从中央到基层派出所的警察说，“查处”就是已经被公安部门查获并且被处理过的，而且应该是记录在案的。那么，各种各样的联防队或者保安们“抓获”的，统计进来没有呢？
即便上述数字真的把所有“被抓获”的人也包括进来了，可是人们最关心的却是：还有多少人次没有被抓获呢？也就是说，“查获率”究竟是多少呢？一本非常权威的书说：1991年前后的“查处率”是25％到30％，因此那时全国每年进行嫖娼卖淫活动的人次应该是60万到80万之间 。一位专家则说，1991年前后的查获率只有1／10。
2。笔者的推算笔者认为，这实在是太乐观了。
笔者并不掌握任何机密或者内部资料，只拥有一个思路——去调查总人口，看看在所有的市民当中，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究竟有多少。
笔者于1994年初， 在南方沿海的G市和H市，以及旅游城市L市，对市区里16岁到70岁的总人口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 经过测谎检验， 获得有效答卷891份。经过对数据代表性的检验和修正，发现了以下情况：
在上述3个城市里，有1。7％的人承认，自己曾经为了跟夫妻以外的人过性生活，给过对方钱财或者贵重的礼物。 有0。7％的人则承认，自己曾经由于跟夫妻以外的人过性生活， 获得过对方的钱财或者贵重礼物。在发生率最高的H市，这两个数字分别高达3。8％和1。0％。
当然， 这样的行为， 与公安部门所“查处”的“嫖娼卖淫”可能是不一样的，这里暂不深入讨论。笔者想请人们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0。7％和1。7％，其分母可是这3个城市里从16岁到70岁的所有男男女女啊。也就是说，在H市区，有过这种类似嫖娼行为的成年人大约有4万，有过类似卖淫的大约是1万多人。在著名的大城市G市里，这两种人分别是近9万人和5万多人。如果全中国的城市里都是这样，那么有过类似嫖娼卖淫行为的人，就可能是官方所估计的数字的至少10倍。当然，上述3个城市由于其更典型，概率是会高一些的。
还请注意， 由于资金短缺，笔者的这次调查很少包括上述3个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可人们都知道，在嫖娼卖淫的人里，流动人口很多，大概并不比本地人少。因此，如果这样推算下去，上述估计数恐怕还要再扩大一倍。
此外， 在G市，即使把卖淫嫖娼人员和吸毒贩毒人员都加在一起，公安部门在1994年所查处的也仅仅是7000人次。也就是说，G市在那一年里的抓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
3。市场预测在上述3个城市的成年人总人口里，除去承认自己已经做过的人以外，还有3。2％的人想过去买淫，1。0％的人曾经试过。想过去卖淫的人则是2。0％，曾经试过的人是0。5％。这些百分比都是最低限度的情况。如果乘以各个城市的成年人总人口，那么这些城市里潜在的嫖客与暗娼都是数以万计。
即使是被中国人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正规本科生）里，地下“性产业”
的潜在市场也是相当大的。笔者曾经在1991年和1995年，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邮寄调查了北京市全体在校本科生；在1997年又采用同样方法调查了全国的所有本科生，结果发现：
在买淫方面，在1991年的北京市本科生里，想过找暗娼的占到23。0％，到1995年时上升为34。8％，到1997年的全国本科生里，已经高达46。8％。这，已经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增加。当然，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一直不足1％。
在卖淫方面，在1991年的北京市本科生里，有11。3％的人想过卖淫。到1995年时并无显著变化， 仍然是11。4％。 到1997年，在全国本科生里，这个比例上升到15。7％，只不过尚未构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另外，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一直仅仅是0。3％到0。4％。
上述这些数字，也许并不表明想过和试过的人数真的增加了，而是表明有过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的人，更加敢于承认了。但是即便如此，也同样能够说明”性产业”
的潜在市场正在扩大。
尤其是这些数字可以表明，想购买性服务的本科生在显著地增加，而想出售性服务的却并没有显著增加。这就是说，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高文化者进入嫖客的队伍，但是为他们服务的小姐却依然会是以低文化的女性为主。在买卖双方的人际互动过程中，究竟是高文化的嫖客会逐渐提高暗娼的“水平”呢，还是低文化的暗娼会把嫖客的“水平”拉下来？这种人际互动，对整个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发展，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4。连带产业地下“性产业”还有个“三陪”部门。可惜，如果仅仅根据报纸上发布的定义，如果真的需要确凿的证据，那么治安管理部门就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判定什么是“三陪”。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有“陪”就算。可是，收费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不需要收费的证据，那么许多男女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也会相互请客、陪客，这可怎么算呢？
所以，“三陪”的经济规模，只好等待法律上有个切实可行的说法再推算吧。
说到这里还不算完。地下“性产业”还有一大批连带产业，例如旅馆业、娱乐业等等。前些年人们还以为，暗娼是为这些行业服务的，可是最近以来，在一些地方，局面已经开始反过来，成了这些行业为地下“性产业”服务了。形象一点说，过去是哪儿有“窝”（旅店），“鸡”就往哪儿钻；现在是哪儿有“鸡”，“窝”
就往哪儿盖。
如果把这些连带产业的产值里，那些因为“鸡”和“三陪”而增加的部分也包括进来，地下“性产业”的经济规模还不知要扩大多少。
至此，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中国目前现实存在着的这些现象，已经不是仅仅用“丑恶”和“沉渣”两词所能形容的了。它们同时也已经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了。我国的某些产业，经济规模可能还不如它们呢。
笔者把它们称为地下“性产业”，已经考虑到它们在中国是非法的，多数是不能过于公开的。有些人生怕称它们为“产业”会意味着它们的合法化。这真是大可不必。事实永远先于名称而存在。我们现在经常在使用的一些新名词，例如“灰色收入”、“体（制）外循环”等等，都是首先考虑反映这个现象本身的实况，哪一个具有肯定它们的意思呢？就连如雷贯耳的“第三产业”一词，不也是一些人首先总结了现实情况，然后人们才越听越顺耳的吗？
三、禁娼的成本有多大？
从1982年以来，被抓获的嫖娼卖淫者已经达到210万人次。在全国12亿人口中，这210万人次只不过占到0。18％； 在全国城市人口中也不过占到0。44％；即使只计算15岁到55岁的“性活跃期”内的城市人口，也仅仅占到0。73％。如果仅仅看一年之内的抓获人次，那么比例会更低。
这么一点点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必须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嫖娼卖淫“消灭”或者“扫除干净”呢？
请不要轻易地说“执法不严”。要说公安部门还不够卖力气，可真是有些冤枉。
为了破获此类案件，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一般人可能难以想象。例如，笔者参与的观察表明：1993年在华中某城市的边缘地区，为了打击个体旅店中的嫖娼卖淫活动， 1名公安人员和两名联防队员总共花费了68个小时，使用了“蹲坑”
（守株待兔） 、跟踪、取旁证等多种方法，才证据确凿地抓获了两个嫖客和1个暗娼。也就是说，为了证据确凿地抓获一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要一个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个小时。
当然，情况不会都这么复杂和艰苦，也不能否认有些执法人员偷懒或者腐败。
但是如果可以把上述实例作为中位数来看待的话，那么在1993年之内，全国公安部门最终抓获那大约25万人次的嫖客与暗娼，就至少需要花费掉180万个人工时。
如果按照笔者1994年对总人口的调查，那么在南方那个600多万人的大城市里，就有大约12万人实际上参与过嫖娼卖淫或者类似的活动。这就需要警察工作近90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把那里的嫖客与暗娼基本抓光。也就是说，必须有375个警察，别的什么都不干， 全年满负荷地工作300天，专门去抓才行。可是实际上每年只有251个法定工作日， 所以需要450个专职的、 全力以赴的“风化警察”。按照当地1993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仅仅在这一个城市里，国家每年至少要拿出600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
按照社会调查的数据，全国算下来，需要多少人力和工资，才能把这样的人抓干净呢？恐怕肯定比简单的直线推算要多得多。
而且，我们在禁娼和扫黄的时候，实际上动用了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