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墓葬作为一种形式出现后，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也随之诞生。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当然，早期的工匠水平不高，也许还从事其它的职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加上人们对神灵的敬仰、审美情趣的提高，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职业应运而生。如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标识——人面鱼纹，是新石器时期葬小儿的瓮棺棺盖上的图饰，恐怕也是最古老的墓葬文化艺术家的杰作吧。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进入阶级社会后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工匠之手，并由墓葬派生出的一种文化艺术。仅以石雕为例，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早在秦代就有了神道前的石雕：“五柞宫有五柞树，。。树下有石骐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现见最早的实物是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浑厚天然又气势雄健，是中国古墓葬的一组里程碑。每件石雕以原石为基础稍加雕琢，使之出现动人的形象，颇有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的功力和效果。其中马踏匈奴石雕最为后人所称道，是石雕群中的杰出代表，再现了霍去病当年率轻骑深入草原、驱匈奴于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从霍墓附近出土的两块石刻上的文字看：“大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造”，“以此推断，霍墓石刻可能是出于专为制作陵墓随葬品的专职作坊的工匠之手”。这些由工匠创造的石雕艺术，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如目前南京市的市徽，就是取自江苏南京江宁的梁临川靖王萧宏墓前石刻辟邪的形象；天安门城楼前后各有一对华表，也是“起标志作用的柱状建筑，上端镶有横板，原多木制，后改石制。唐宋以后，矗立在墓前的石望柱、石华表往往刻有装饰花纹，与石人、石兽等组合在一起，具有表示等级、炫耀身份的意义”。至于出自墓葬工匠之手派生出的其它文化现象，暂不一一例举了。
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为中国古典文学所重视与吸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素材，一类反映在神话、小说、笔记、传奇故事中，如《穆天子传》、《搜神记》、《吴越春秋》、《西京杂记》、《幽明录》等等。如果剔除其封建糟粕，有些作品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是很优秀的。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等篇目，韩凭夫妇魂化鸳鸯，不仅表达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也鞭笞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其影响还可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化蝶”一场，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作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出墓茔，一下子将人们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拾遗记》中“怨碑”一节，记叙秦始皇陵竣工后把筑墓的工匠活埋在墓内。汉初掘开陵墓时，发现工匠没死，还多出了一些石雕龙凤、仙人像和碑文辞赞，这些碑文就是被活埋的工匠所为。因为碑文都是表达的怨恨，所以叫作“怨碑”。这个故事以秦始皇陵为背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人民的悲愤，在幻想中寄托着强烈的反抗精神。韩国古代文豪崔致远少年来中国留学，考中进士后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历当地的花山，在双女墓门上即兴题诗，事后梦见墓中二女与他幽会。崔以此事为题材，写出一篇名为《仙女红袋》的传奇故事，编进《新罗殊异传》并载入《太平通载》等文史典籍，千余年来，在韩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中用墓葬作为题材或引子，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一个高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代表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这部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里，有许多篇目涉及到墓葬或与墓葬文化有关。如“席方平”中，他的父亲被富豪打死，他出生入死要为父报仇，从城隍、郡司一直告到冥王，受尽了械梏、杖责、炮烙、锯解等酷刑，始终不屈。冥王问他敢再讼否？他激愤地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强烈的复仇愿望。《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一段，是曹雪芹借用墓葬这个传统文化拟人化的典范。通过这个情节，不仅使宝黛之间情感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丰满了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另一类以中国墓葬为素材，形式为诗、文，大都由名冢所引发，或由名人所作。这些诗文有的被勒石立于墓地，有的被记载于方志县志，还有的收录于诗文集，其中有很多诗文，成为名篇佳作，为后世所传诵。如《古文观止》最后一篇的“五人墓”等等。这类作品以凭吊墓地为契机，融入了作者对墓主的评价、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墓地的记叙，这类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好的社会教育意义，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与意义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墓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地面文化的补充，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通过对墓葬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数千年璀灿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懂得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从文化传承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分有意识与无意识两个方面。有意识的文化传承最早体现在墓地上标志的出现，这种标志不仅是用来诏告世人，更重要约是用来启示后人的。当然，从“古也墓而不坟”，以及《周易·系辞下》中的“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来看，远古的先民们确实还没有这种意识。据目前考古资料表明，墓地上最早的标志出现在殷代，一些贵族墓往往在墓室上已筑有享堂。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南方楚国等地兴起的冢墓新葬制，对战国中晚期的秦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秦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封建改革的秦献公开始，到秦孝公、惠文王、秦昭王、孝文王都竞相仿效，以至在墓上封土筑坟头形成风俗，并且还根据官职的大小和社会地位来决定封土坟头的大小和高低。《墨子》所说的“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与墓葬标志的作用，不能不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墓葬中的名人墓葬，体现的也是一种有传承意识的文化。其特点并不强调所葬的有否该墓的主人，有不少仅仅是空冢。这类空冢是后人因敬仰先人、先贤、有德望的故人而修葺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由亲情升华的民族感情。名冢的出现，是中国悠久的墓葬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华夏文明光照寰宇的产物。无论是神话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大凡有过影响的，一般都拥有一处或数处墓地。后人在这些名冢前，思絮往往会超越时空，隔着一杯黄土，聆听着墓主浅吟低唱久远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教育功能，古代称之为“见贤思齐”，如今许多名冢已成为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仅以最著名的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轩辕黄帝陵为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虽然有“黄帝崩，葬桥山”一说，但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处于“墓而不坟”的原始社会晚期，其墓地是难以考证的。另据《列仙传》载：“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而在棺焉。”显然这是一座空冢。所谓的黄帝陵，大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活动的，据记载是公元前422 年，秦灵公曾“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此后历代黄帝陵前都有祭祀活动，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和清代。除此，在河北、河南、甘肃都有黄帝陵。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遍及全球的海外炎黄子孙归国寻根祭祖热潮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去墓地祭祀。在祭扫祖坟的同时，许多人也去祭扫中山陵、黄帝陵。1991 年的清明节，由台湾退役将领组成“中华黄浦四海同心会”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这个会的执行会长张琦先生的太太麦永芬在黄陵包了一捧黄土，她说：“我要把这包黄土带回台湾，供起来，让我的家人和子孙都牢牢记住，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由此可见，墓葬文化中的名冢文化，所引发的民族亲情形成的民族精神凝聚力，是长久的、坚不可摧的，她蕴藏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文化意识之中。
从古至今，由名冢引发的历代名人墨迹、诗文及奇谲传说，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史料，也反映了中国墓葬文化精华的一部分。许多名冢与名山胜水相伴，两者互为映衬，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
中国墓葬中埋于地下的文化，是没有传承意识和对象的，墓葬仅仅起到了客观上的文化载体作用。而这种作用，只有在发掘墓葬后，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化传承价值。如著名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就是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在河南汲县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墓中发现的。这本书共有十余万字，计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易经》、《周书》、《国语》、《穆天子传》等等。记叙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其中许多记载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疏漏，有的还更正了著名史书（如谯周的《古史考》、司马迁的《史记》等）。直到今天，《辞海》附录的“战国纪年表”，也是根据此书编制的。由于这部书出土于古汲郡魏墓中，后人又称此书为《汲冢纪年》。
当然，中国墓葬真正起到客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