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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妮想，她就是这样可以舍得一身剐，得到的，也仅仅是一身剐的巨痛。而克利斯朵夫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安排自己的圣诞节。
简妮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感情的人，尤其不肯让自己沉湎于幽怨。她打断了自己，站起来，开始整理文件，文件柜里有纸张和油墨的气味，一排排塑料格子里，放着不同的报表，会议记录，新产品开发流程，总结。简妮突然感到，自己真的不舍得这个工作，不是面子上的，感情上的问题，而是真的喜欢济身于一个外国商品在中国一点一滴的成长。冬天是香水的淡季，但She新开发的温暖的麝香香型，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东北，都有不俗的销量。简妮认为，这也是自己的成长。
简妮悄悄照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那个Nancy Collins已回家过节，要到新年假期以后才回上海。等挂断电话，万念俱灰时，简妮明白自己不想马上回美国去，在一家美国海外公司工作，这痛苦居然吸引她，诱惑她，让她不甘心。
这天下班，简妮经过走廊里的那个散发轻微臭气的厕所，它正大开着门，从里面传来水箱漏水的潺潺水声。经过在风中“哐哐”作响的洋铁皮标语牌，此刻，再看到那上面雄壮的美术字：携手奔向美好明天，简妮觉得它们充满了中国式的假大空，以及恬不知耻。然后，她看到了Tim的白色林肯车，象一只大鸟一样匍匐在标语牌的阴影里。Tim今晚还要处理一些文件，他明天就要离开了。等他回来，就是和另一个秘书相处了。简妮跨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象被丢出来的一样，她的身体不由的往前冲了冲。
傍晚的街道上，空气中流动着白天残留着的阳光的暖气，西伯利亚的寒流正在南下，在寒流将至的前夜，上海总会格外暖和，就象回光返照。西边的天空中，布满鱼鳞般金红色的晚霞。在美国通常缠在圣诞树上的彩灯，被对面的酒店缠在自家门前的梧桐树上，将那棵圣诞树当是圣诞树的意思。明亮的面包店里传来圣诞歌声，地摊上堆着一叠叠廉价的圣诞卡，那是盗版的。四周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没人理会到简妮生活中发生的大事。简妮站在街沿上，就象绝大多数整天在空调房间里伏案的白领那样，拎着黑色的电脑提包，默默呼吸街头的新鲜空气，带着刚刚从工作中脱身出来的茫然，心里盘算要到那里去消磨这个晚上。她站着，看到梧桐树下有亮着红色空车灯的出租车缓缓向她靠近，出租车司机以为她在等车吧。突然，悲痛在她心中爆炸，里面夹杂着的恐惧，失望，无助，惭愧，怨愤和自责。它们在她心里如同弹片那样四处飞溅，到处留下血肉模糊的可怕伤口。简妮突然想，也许范妮在知道鲁不和她结婚，也不要她肚子里的孩子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疼痛难忍的悲痛吧。她们从来不是好姐妹，但她们却仍旧一脉相通，分享共同的宿命。
这时，简妮决定去精神病医院探望姐姐范妮。她去淮海中路上的上海食品商店买了一盒意大利金沙巧克力，到希尔顿斜对面的花店里买了正牌的美国圣诞卡，又买了一束圣诞花，然后去龙华的精神病医院。
因为她带着非同一般的礼物，又说明自己是美国回来的，精神病医院的看门人没为难简妮，他从挂在墙上的病人登记卡上，查到了范妮的病床号，将吊在范妮名下的细竹签递给简妮，将简妮放进铁门里去。
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满园松树，柏树和冬青，在白色的路灯和楼房的灯影里有着肃杀而古怪的气氛。那些病室刷着暗红色改良漆的铁窗里，见不到一个人影。远远看去，窗上一条条的，好象是些铁栅栏，让人想到监狱的窗。简妮想到范妮那洁白的裸体，花洒里的水正冲击着它，因为早上的微风，它起了一层密密的栗。简妮觉得自己面颊两边的皮肤，也起了一层栗。爸爸告诉过简妮，当年，将范妮一送进病房，医生就立刻将她收进需要一级护理的病房里，那是收重病人的地方。那里，每个人有自己单独一间小病房，象壁橱大小的屋子。被关进去时，范妮默默挣脱护士的手，要出来。护士抓着她的胳膊，劝她进去，象劝一个小孩吃药。但范妮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挣脱着往外走。最后，被护士抱住了。爸爸说，她一定被绑在床上过。因为后来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的手腕上有些淤青。
接近病房时，简妮发现那些病室的窗上并没有装铁栅栏，但它的铁窗，将每扇窗子的铰链都装在中间，所以，每扇窗子都很窄小，即使完全打开，也只是一掌之宽，从里面不能伸出头来。简妮想，这样的窗子一定是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或者逃跑。爸爸说过，范妮再次发病时，就是怀疑有人要害她，她无处可逃，只好自杀。那样的窗子比监狱的铁栅栏，更让她感到冷酷和可怕。寒气不断从她大衣下摆往身体里钻，里面单薄的裙子渐渐变得冰凉。简妮知道，这重重寒意里，有自己心里的恐惧。她想起范妮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穿着白衬衣和蓝色塔夫高腰裙的样子。
远远的，听到铁门“咣当”一声响，小径后面的铁栅栏门被推开了，暮霭重重，路灯暗淡，简妮看到护士领着一队穿了紫红色棉袍的病人走进园来。他们都是男人，老老小小，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只是初中生，在精神病人的诡异神色中还能看到一团稚气。他们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塑料脸盆，里面放着一块毛巾，一瓶洗发水，一块肥皂，有的还有一双海绵拖鞋。每个人都一样，默默抱着自己的脸盆。他们的队伍足足有几十个人，最后压阵的，也是一个护士，他进来以后，转身将铁栅栏门锁上。这一队人默默无声地列队走过花园，他们微微摇晃着身体，呆板脆弱，摇摇欲坠，但简妮觉得他们的身上其实有种奇怪的机警和寂静，象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高升。
简妮让到一边，看着他们，感到十分悲伤，几乎要滴下泪来。她看到队伍里有个高高的，满头白发的人。他的脸，象一个泡在水里的馒头一样虚浮苍白。他比周围的人都高，又白，在队伍里象一个惊叹号。当他经过她时，简妮看到他脸盆里，放着一管用铝皮包装的沐浴液，它十分眼熟，是Banana Republic的。底部插着一根钥匙似的不锈钢，转动那根钥匙柄，铝皮就象牙膏皮一样折起来，可以很方便从里面将沐浴液挤出来。鲁当年就用过它，就将用到一半的它留在浴缸的架子上。她简直不能相信在这里再见它，它被放在一张疯人院的劣质的宝蓝色再生塑料盆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人，他的手修长好看，但指甲缝里黑黑的，很象维尼叔叔的画画的手。
“啊，是圣诞花。”那人经过简妮身边时，突然轻轻说，“又要过圣诞节了。”
简妮不敢和他说话。
“红房子西餐馆还在哇？”那人又轻轻问。
简妮还是不敢说。但她闻到他身上有Banana Republic的香味。
他们鱼贯地向病房敞开的玻璃门走去，里面的木栅栏门被打开，灯光照亮了走廊里绿色的墙壁，那里散发着被禁锢，被剥夺，被强制的暴烈而颓唐的气息。他们象一道无声的水一样流了进去。他跨进门去的时候，突然压轻声音，对简妮飞快地说：“快逃吧，赶快逃。”他嘴里喷出一股浓重的酸腐气味，“不要拿花，会被别人发现的。”然后，他伸手推了简妮一把，消失在门里。
简妮被吓得往旁边一跳，几乎摔倒在冬青树上。她感到自己的丝袜被树叉勾住，然后悉悉索索地，从小腿一直到大腿，她知道，那是袜子抽丝了。
范妮的病房在楼上。探视室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病人和病人家属。探视室里荡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气味，与病室里的消毒水气味混淆在一起，温暖和浑浊。
值班医生走过来打量简妮：“你是王范妮的妹妹？”
“是的。”简妮说。
“从美国回来的？”医生又问。
“是的。”简妮想，一定又是家里人告诉医生的，就象当初叔公的病房里，人人都知道家里有人要从美国回来看他。“我姐姐她情况还好吗？在美国时，医生说是抑郁症，怎么回到上海以后，就成了精神分裂症呢？”
“也许，她的确在美国有过产后抑郁症，被控制住了。但回国以后，又发生精神分裂症，她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是很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医生说。
“这两种是递进的病吗？”简妮问。
“不是。是不同的病。”医生说，“这次她是应激性的精神病。”
医生的说法让简妮吃惊，让范妮陷于精神分裂的，竟然不是美国那一段，而是她上海的这一段。这出乎她的想象。摧毁范妮的创伤，原来是在上海发生的。“我不了解她在上海出了什么事。家里从来没对我说过。”简妮说。
“王范妮当时回国的时候，在学校办了休学，她的护照上还有有效的签证，可以再回美国，是这样吗？”医生说，“你们家的人一直动员她在签证过期以前回美国去。这对她是受不了的压力。出国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但对王范妮这样已经在精神上有创伤，个性上又有缺陷的人来说，就不是好事。”
简妮紧捏着圣诞花的杆，她想，她们两姐妹总是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法容身。或者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