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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妮紧捏着圣诞花的杆，她想，她们两姐妹总是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法容身。或者说，是上海这地方，这个家，这些人将她们渐渐逼到死胡同里。本来，范妮可以在上海好好做一个刻薄的小市民，自己也可以在美国好好地做一个普通职员，嫁一个可靠的白人，住一栋分期付款的Town House，开一辆日本车。在上海，在美国，多少女孩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来了，但她们就不行。
医生领着简妮穿过病人的活动室，与探视室相比，这里冷清多了，只有一个病人默默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桌面。然后他们穿过病室，那是一间象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面象轮船统舱那样放满了单人铁床，中间只留下可以侧身而过的走道。床上有草绿色的粗毛毯，让简妮想起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病人很多，我们没有这么多病房。”医生对简妮解释说。
他们来到病室尽头，那里还有一扇木栅栏门，将走廊拦开。里面是另外一段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禁闭着的房门，门上有象一本书大小的窗子。医生对简妮说：“你的姐姐在里面，她这段时间情况有反复，处在狂躁期里。你刚刚在我们的活动室里看到的那个病人，她处在抑郁期里，所以她不说话，不吃饭。你姐姐正好相反。”
“那是怎样？”简妮问。
“她想逃出去。”医生说。她看看简妮手里的东西，问，“你要是不怕，可以进来看看她。”
医生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简妮跟了进去。门在她身后“乒”的一声关上时，她觉得心在肚子里抖了一下，想起那个白发人的耳语，他说：“快逃吧，赶快逃。”简妮意识到，自己进这个医院以后，心里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紧张，是因为自己怕那无处不在的，被禁闭起来的暗示。这种恐惧，从小就在心里生龙活虎。所以，她看窗子，象监狱，看病室，象集中营。每次关门的声音，都让她发抖。她相信，范妮也一定是伴随这种恐惧长大的。如今，范妮就深陷于栅栏门的最深处。
她听到有人轻轻的，不停地，钢琴节拍器似地拍着门。医生告诉简妮：“那就是你姐姐在敲。”
范妮的脸正扑在小窗子上，简妮猛地看到范妮的脸，吓得叫起来。她的脸潦倒，狡猾，怨愤，简直象个恶毒的老女人，但眼睛却是贼亮的。简妮猜想到，范妮也许会肿，那是因为药物里的激素，也许会苍白，那是因为没机会在户外，也许会呆，会脏，象那些印象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但她没想到，范妮会变得这样丑。她的丑，是从心里出来的。就象一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那样，她的脸，是从心里丑出来的。
“简妮，你也进来了？”范妮惊喜地问。
“不，不，不，不是的，我来看看你。”简妮连忙将手里的圣诞花举起来，“圣诞节就要到了。”在这气氛诡异的重病房里，红色的花漂亮得象个讽刺。
范妮果然对花视而不见，她的目光绕过大朵的红花，看着简妮追问：“你为什么也回来了？”她打量着简妮的身体，目光象手一样在简妮的腹部按了一下，“还穿得那么漂亮，又不是在美国。”
“我回来工作，在美国的一家香水公司工作。”简妮心里抗拒范妮说的那个“也”，范妮想将简妮与自己混为一谈。于是，简妮将挪顿公司抬了出来。
“你毕业了？”范妮不相信地问。
“毕业了，开始工作了，公司为我办了J…1的签证，我才回中国来的。”简妮说。
“让我出去，医生。”范妮兴趣索然地放下简妮，转向医生，要求说。
“你好好配合医生，病好了就可以出去。”医生说。
“让我出去。”范妮说。
“你要出去干什么？”医生问。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范妮恼怒地反问。
“你家里人送你来的呀，你要是没病，就要证明给我们看，我就放你出去，我也不愿意关你在这里呀，我和你是一条心的。”医生说，“你爸爸总不会害你啊。”
“那不一定。将我关在里面，他们就可以对别人说我回美国去了，他们两个孩子都已经在美国了。可惜，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在都不在美国，气死这两个新疆人。”范妮说。
“你的意思说你爸爸害你？”医生说。
“我没有这样说。”范妮说。她飞快瞥了简妮一眼，“我没这么说过。圣诞节都到了，我还不能出去吗？”她理直气壮地叫，“圣诞花都开了。”
“为什么圣诞节到了就得让你出去？”医生问。
“是圣诞节啊！”范妮责备地看了医生一眼，“叫我怎么说你呢。讲起来，你还是个医生，也算有教养的人。”
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心里的感伤很快被厌烦代替
简妮心里的感伤很快就被厌烦代替，范妮的弱势并没有使她可爱，象想象的那样。她的弱势，将本来的骄傲变得可笑而且可憎。简妮默默看着姐姐在日光灯下浮肿的脸，看她与医生纠缠不休，虚张着小姐的声势，她的下巴还是那样微微向上扬着，残留着从前的精明与矜持，这样子如今让她变得讨厌。在简妮看来，她不配再有这样的做派了，她是失败者，只配善良和可怜，不配保持原来的秉性。简妮心里一股股地往外冒着对范妮的反感，听医生的口气，好象家里人也不常来看她，简妮猜想，家里人也受不了范妮这样的恶毒。圣诞卡和巧克力都放在纸袋里，简妮用手压着，她实在不想把它们拿出来给范妮。她恨她，一点也不想让她圣诞快乐。不管自己这样，是不是势利，是不是刻薄，她就是觉得，范妮现在不配有快乐的圣诞。
范妮手指上结了些血痂，简妮猜想，那是她不停地敲门弄破的。范妮紧扒着窗，将手上的痂都挣裂了，自己也不知道。倒是简妮看不下去那血淋淋的样子，将眼睛移开。
在这狭小的恐怖的走廊里，简妮明白，象她们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当弱者的，是不可以失败的，就象亚麻布的裙子不可以水洗一样，一见水，好端端的样子，立刻面目全非。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她们只能象过河卒子那样死命向前冲，或者象非洲大象一样，躲到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去独自死掉。简妮想起了失踪的奶奶，她想，上一代人，的确比自己这一代人要体面和聪明。
直到离开范妮病房，简妮都没有再跟范妮说一句话，她知道自己是永远不会再来这里的了。决定来看范妮时，简妮心里充满绝望和虚弱，她本想用对别人的温情来安慰自己。而在涂着令她恐惧的绿漆的病房里，简妮心里却渐渐聚集起抵死一拼的勇气，她暗自发誓，绝不让自己落到范妮这种地步。简妮不甘心。
范妮也不甘心。简妮离开时，她突然在她身后叫高一声：“你袜子都抽丝了！”
简妮在挪顿的最后一天，也是1993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天气寒冷而阴沉，天色早早就暗了下来。简妮离开公司时，街上已经暮霭重重。在街上能听到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从弄堂深处响起，那是小孩在庆祝新年的到来。但在简妮听来，却是格外的寥落。简妮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对付这一天到来的心力，就象用足够的棉花和紫药水紧紧按在皮肤的出血处，等它凝固。鞭炮常常惊起一群鸽子。简妮并不喜欢上海的鸽子，它们虽然在天上飞，却也不过是在天上兜一个小圈子，而且，它们一圈圈，越兜越小。远远看去，更象一堆正在搬粮食的灰色老鼠。简妮在路上走着，心里的苍苍茫茫里，有种淡淡的，可以从头开始的轻松。
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然后，看到许宏站在路边的小烟纸店前向她微笑。烟纸店的墙上被人用红色油漆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外面，还画了红圈。
“Hey。”简妮惊奇地笑了，“这么巧。”
“我早就看到你了。”许宏说。他关心地看着她，眉毛长长地顺在眼睛上，好象很抱歉。这体贴的神情轻轻摇动了简妮的心，她想起来挪顿的中国人的幸灾乐祸，挪顿的美国人的冷漠，她朝他笑笑，表示自己一切都好。破旧的小烟纸店里的收音机，在播放保尔。莫利亚乐队的轻音乐。国产收音机里传出的平扁声音，并没有妨碍保尔。莫利亚乐队的抒情。简妮觉得这气氛太多愁善感了，于是，她开玩笑地探头过去查看许宏的肩膀，那里很干净。许宏也笑着斜过肩膀来让简妮检查，本来有点尴尬的往事，突然变成了彼此的默契。简妮突然觉得许宏是个亲切的人。
“我听说你这样的人，现在是上海的紧俏物资。”许宏说。
简妮感激地，半信半疑地看着许宏，问：“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许宏是那种客气聪明的上海人，喜欢把周围的人都哄得高高兴兴的，她怕他的话不是真的，但她又紧张他的话最终不是真的，所以，她脸上笑笑的，眼睛却紧紧盯着他的嘴，期待他的回答。
许宏正色解释道：“你外语好，在美国受的教育，观念与国际接轨，上海要发展，现在最需要这种人。你知道，连那些解放前与外国人做过生意的老人，现在都是做进出口的抢手货了，那些人都一仆好几主，还有一堆年轻人当徒弟，拼命干活。”许宏说，“我也是辞职以后，刚刚领到的市面。”
简妮“啊”了一声。现在，中国人到底也知道需要这样的人，才能与世界沟通。简妮想，那时候却恨不得赶尽杀绝，再踏上一只脚。简妮心里既得意，又有些不屑，上海在努力恢复从前的经济地位，在上海人心里埋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