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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店堂里的王家人，大都打扮得花团锦簇。上了年龄的女人们大都穿着中国式的绫罗绸缎，好几个穿旗袍的，在手腕上吊着一个亮闪闪的小手袋，在上身穿着一件短的开襟毛衣。她们在领口别着一个翡翠的领花，在一团旧气里，富丽堂皇。老先生们将头上仅存的白发精心地梳整齐了，用小方块的丝巾象中国屏风那样，挡住脖子上松弛的鸡皮肤。他们彼此用英文问候着，夸奖彼此的气色和礼服。只有最年轻的人，才穿美国孩子的大裤子和篮球鞋。但他们很自觉地退在一边。
简妮一个亲戚也不认识。好在格林教授主动陪在简妮身边，一一为简妮介绍。他还特别将他们在王家家庭树上的位置为简妮点出来。简妮一路跟着格林教授，姑婆，婶婆，叔公，表舅舅，姑奶奶地招呼着，心里要是没有格林教授做的那个图表指引，还真要被弄糊涂。简妮看着自己凭空出来了这样一屋子的亲人，脸上笑着招呼着，暗暗想到，爸爸竟要铤而走险，才能将自己从中国救出来。心情有点复杂。
看到格林教授陪着简妮，王家的人都笑着对简妮说，她算是找对人了。他们叫格林教授“司马迁。格林”。自从格林教授开始整理和研究王家的买办家史开始，就在春节时被邀请参加王家的聚会，既然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王家的历史，王家的人就认为，格林教授不是外人。甚至他们将1940年时家里拍的小电影的胶片，也交给了格林教授。
那个眉毛细细地，画得象钢丝那么细而坚决的老太太，她是太爷爷的最后一个妻子，从上海带到香港去的。“卢夫人。”格林教授向简妮介绍说。她先对简妮说了几句上海话，可简妮听不懂她的浦东口音。她便改说英文，简妮才懂得。她心里又吓了一跳，她以为这种小妾出身的人，不该会说英文。等请了安，退到一边，格林教授才告诉简妮，她从卫斯理毕业以后，回国当了太爷爷的英文秘书，她还是冰心的同学。她那一口浦东腔的上海话，却是地道老式的上海话，从前斯文的上海人才说的，没有新式上海话的粗鲁。
而在圆桌边上忙着追来追去的小孩子，就是派却克。他说了一口带着黑人腔的英文。按照辈分来说，居然是简妮的堂叔叔。他是爷爷最小的弟弟的孩子。一个混血的年轻男人对简妮“嗨”了一声，说：“我们认识吧？你到纽约的时候，是我去机场接你的。你的箱子坏了。”简妮知道他将自己与范妮搞混了。他就是那个喜欢意大利女孩，所以常去意大利旅行的托尼。
简妮还见到了和叔公长得极相象的老人，他是爷爷的小弟弟凯恩。爷爷从美国回到上海以后，他便到了NYU读书，因为当时甄盛叔公已经被确定要继承王家的产业，所以王家并不在意这个最小的儿子学什么专业。于是，他学的是自己喜欢的数学，学成以后，回到香港的大学里当了数学教授，后来，又回到美国大学当数学教授。他穿着米色的咔叽便裤和绿色的便装，让简妮想起自己学校里的教授们，海尔曼教授也喜欢这样打扮。他娶了一个洋人太太，那个老太太穿了件腥红的旗袍，衬着白发，倒象个中国老太太。简妮吃惊地看了又看，格林教授说：“她根本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邦邦邦——邦，宿命在敲门简妮想起了姐姐
简妮想起了姐姐，她夏天回上海的时候，虽然只是在纽约不到一年时间，人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上海的街道上看到她，她总是与众不同，不象个地道的上海人。也许范妮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美国人的吧，简妮心里想。
在一团珠光宝气之中，简妮想起在格林教授书里的照片，是春节的全家福。那时女眷们是一样的珠光宝气。她们端正地坐在客厅沙发的边缘上，保持她们笔直的坐姿。她们也都穿了旗袍。那时，里面还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妇女，她也中规中矩地穿了旗袍，在领子上别了个宝石的领花，将双手交叠着放在腿上。孩子们坐在地板上，中间的老太爷，穿了黑色的马褂，老夫人长着一个富态的大下巴，就是简妮这样的人，都想得到，那就是做大太太的富态的脸相。卢夫人站在老太爷的身后，年轻的时候，她的眉毛就是画得象钢丝一样细而坚决的，她的下巴是尖尖的。简妮在心里一一将餐馆里的人与照片里的人对应起来，就象将散落在棋盘中的玻璃珠跳棋，一个一个嵌回到他们自己的颜色里。
简妮想起在上海时，她陪叔公去看王家老宅，现在那里变成专门用来招待政府客人的内部用宾馆，据说从前陈毅还用这里请过客。叔公说明来意，得到了热情的欢迎，宾馆的值班经理亲自陪着他们看房子，还再三表示，他们是很注意保护房子的。叔公发现门上的玻璃把手还是原来的，只是被无数的手握过，多棱的玻璃球已经变成了淡黄色。那时当时从美国买回来的门把手，当时连螺丝都是从美国买回来的，样子也是美国四十年代的式样，就象是从美国平移了一栋房子到上海一样。后来，叔公又检查出浴室里的镜箱是原来的，甚至里面的灯泡还是原来的，当时他们从德国定的货。只是那些当年为赶时髦的塑料面子的椅子，已经不知去向了。叔公还说过，春节大家都到起了吃团圆饭的时候，会将底楼的客厅，餐室等等四大间房间中间的门统统打开，连成一气。但当时，那底楼的房间里，飘荡着一种政府高级招待所寡淡拘谨的机关气，还有叔公和简妮才能体会到的抢夺者的霸气，还有那房子里物非人是的茫然。沙发都用蛋黄色的罩子蒙着，茶几上有被开水烫白了的杯底印子，窗帘角上有用红汞写的公物序号，只有地板还是被擦得锃亮的。
简妮猜想，照片里那一大家不折不扣穿着中式衣服的老老小小，大概当时就坐在那打开了中间的门，连成一气的大房间里拍的全家福。她在心里，终于将唐人街的餐馆与上海的政府高级招待所联系到了一起。
她对格林教授说：“我好象回到你书里那张王家全家福里去了。”
格林教授点头同意：“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老板娘领着服务生来到店堂里，她特地穿了红色的中式小袄和铁灰色的呢裤，团团的圆脸上喜盈盈地笑着，用上海话说：“我最喜欢春节时候看到你们这一家人了，到底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衣服架子，会穿中式的衣服，不象别人，穿西式的衣服还好，一穿上中式礼服，坐不会坐，立不会立，活脱脱一只瘪三。那些香港的明星，没有一个穿得好中式礼服的，到底没有文化，没有教养呀！他们一点不晓得礼服根本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合适穿上身的。”老板娘的话，说得满店堂的人都笑了。
她亲自从托盘里端出来干干净净十样冷盆，都是上海本帮菜：白斩咸鸡，油爆虾，四鲜烤夫，白肚，海蛰皮拌罗卜丝，酱鸭，皮蛋肉松，黄泥螺，蜜汁火方，镇江肴肉。最后，老板娘带着点卖弄地笑着，捧上一只小陶罐子，将上面的大红纸揭开，放到暖锅边上：“喏，今年好不容易弄到的，是我们对老客人的一点心意，奉送的。”那陶罐里散发出一股霉洞洞的臭气，很快就弄得店堂里到处都是。老板娘看了看店堂里，说，“要是有白人在吃饭，我还真不敢打开呢。”
老人们都笑着点头，称赞老板娘有心。那是宁波的臭冬瓜，在美国绝难买到的家乡小菜。年轻人都说那是宁波忌司。简妮没想到这样的东西和老人们身上的中国礼服一样，是这家人过年的“节目”。看到老人们纷纷将陶罐里的霉臭冬瓜夹到面前的小碟子里，她也夹了一块到自己的碟子里。老人们说，从前家里的冰箱，专门放为家里大人准备的臭冬瓜和霉千张。那时，有冰箱的上海家庭寥寥可数，谁也猜不出来客厅里一式巴洛克风格的王家在冰箱里放着的贴心小菜，竟是这些臭烘烘的东西。老人们那时还是时髦的少年，他们都不肯吃那些东西，但到现在，却将它当成了宝贝。
“吃得惯吗？”有人问简妮。
“在家里也吃的。”简妮说。早上上海的家里吃泡饭，爷爷就着一小碟臭冬瓜，象吃豆腐乳一样用筷子头点点戳戳的，还在上面淋几滴小磨麻油。“我爷爷最喜欢这东西。”
“甄展现在也怀旧了？”老人们纷纷吃惊地问，“从前他最讨厌这种味道。”
“现在他终于晓得，一个人与家里是划不开界线的。”爷爷的哥哥说，“我们年轻时候，大家都去虹桥兜风，你们还记得哇？大阿哥开飙车，和周家的人一起，大家都去，就是甄展不去，他说是要在家里读书，其实他一向是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些公子哥儿。好象是燕雀安知鹏皓之志的意思。后来，倒是我们这些公子哥儿舒舒服服过了一生。他倒是蹉跎了。”
简妮用力剜了一眼那张红光满面的，庆幸的脸，回应道：“真的啊？” 她忍不住想到，在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上，爷爷曾说过，就是让他再回美国，他也没脸见他的教授们。简妮在心里冷笑一声，她想，恐怕爷爷如今也没脸见他那时看不起的兄弟姐妹们。爷爷用筷子头点小碟子里的臭冬瓜那弓着背的样子，浮现在简妮眼前，这个1940年代不安于富贵的电机工程师，如今终于成了纽约亲戚饭桌上的悲剧人物。他的脸，好象一直憋住一口气。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恨爷爷，还是应该恨这个叔公。大家其实都在心里埋怨爷爷的骄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