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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侵入他人邮箱，竟然掌握在春节期间我打发在邕子女上京过年的信息。
这本来跟那间房一点关系也没有（老家的事我一直未跟孩子们说）。
他们上北京过年，只想让小孩看看雪。他们担心“春运”一开始，就难买机票，所以在半个月前，就订好了到北京的机票。现只有老两口在家，闲来无事又写信打扰您。不过，不是您没有复信便写信追您。马致远有这么两句“信发月余沉大海，人更在青山外”。但对我不碍事，真不碍事。
说真话那间房纠缠也够苦够累的。假如搞拆迁丈量的那个宁聪明，只
要将那藏了50年作废了的卖契撤消。那间房就是拿来充公也没问题……
我老伴在一旁打毛线，看到了电脑的显示屏她开腔了，说这是哥俩的
共有房，我没资格独自处理。是的，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不与哥、嫂商量
就自作主张。的确，哥、嫂都是军人。他俩戎马一生，应该得到尊重！
老贤兄，我一听这话操作键盘的手就停住了。老伴又开腔叫不要放纵。
我想自己真放纵了？起码内心是放纵了，电子邮箱快成垃圾箱了。老伴叮
嘱不要做到天下无人不识君那一步。她说卢霞劝我不要上万言书，你看看
彭德怀也只写一万字，你一封信就写一万三，不是放纵是什么。 卢霞说
“人老就如猪怕壮，不要学奥巴马四处搞名堂，要活就存一口气，躲过一
劫是寿星”。我自己也明白，七十岁的人放纵没好处，真得收敛收敛了。
签名 ××× 2012年1月17日
其实，老先生发出这封信时已经住院了，且病是那么的重。大刘读到卢霞那几句劝慰话“人老就如猪怕壮，不要学奥巴马四处出名声，要活就存一口气，躲过一劫是寿星。”妻子的愿望很好，可大刘想老先生始终躲不过这劫。如果他动员子女进京过年，就说明他又在连续做封闭。他的子女由于不了解，以为他病情已得到控制，出院回家过年了。大概是怕小孩子哭闹，才动员他们进京过年。其实，妻子也是直到如今也不很确实知道老先生的病情。大刘在玉市接到妻子的电话，妻子不是哭诉要到医院探访老先生，而老先生以为那张鬼脸已见不得人谢绝了卢霞去的探访。大刘想他一定在除夕前返南宁。他带卢霞向老先生拜年就什么情况都清楚了。
为此，大刘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让老先生能顺利躲过这一劫。不过，要躲不过这一劫不仅仅是身体问题，还有比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理问题。最后他给蒙二发短讯，说他在高校这边的事一结束，就要用到蒙二查的数据。他问蒙二，你到图书馆查数据，我要的那些数据都到手了吧？
疴蒙二回答似乎不很干脆，可大刘再打电话，蒙二已经关机了。
二
大刘料不到蒙二就因在图书馆查到数据后，便有了使用这些数据的思路。他于是到老先生的老家作调查，在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后，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因为蒙二认为卢霞叫老先生不要再管那间房的事。蒙二却觉得老先生是被人坑了，作为朋友应该拔刀相助。可蒙二早已感觉到大刘是不会在卢霞是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手上的数据资料要交给大刘，不如自己用。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取而代之，所以在大刘来电话询问那些数据时，有意作了回避。他觉得等有机会时，他是有办法说服大刘的。总之，他觉得由他来操持，要比大刘要绕过卢霞更加便捷又能保持大刘夫妇一团和气。
从老先生给老贤秘书长的第二封信就可得知，卢霞除了要老先生不再管那间房以外，当然也会叫大刘躲在一边。从蒙二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大不义的事。虽然大刘对此也有同感，觉得事情是应拔刀相助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躲在一边，若躲在一边他也是个大不义的人。为此，无论如何也要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因此大刘在看哥、嫂信时有些三心两意。
哥、嫂：
您俩返乡所遇之事（家里已来电说了）。 有的事通电话不如写信方便，
就写了此信。很对不起，我父亲卖屋的事，从来没跟您俩说，包括我举债
葬父也从来没说。父亲去世时，有人说我已成年 （我一直搞不清我的实
际年龄），那时我刚好上了高中，那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尖子班，都是些有
学科特长的未足年龄的初中毕业生，有一些人还戴着红领巾呢。
那时家里已家徒四壁，已跟乞丐无异。我说举债葬父，谁也知道我没
有偿还能力（后来证实我一直有没有偿还能力）。最后，是村支书和大队
长在信用社按了手指模作担保才借到了钱。最后我真的很长时间没能力还
债（我所以没告诉您俩，是觉得当兵没什么钱）。后来，直至我的一位同
学到国外接遗产成了“阔佬”，想到中国还有一个穷光蛋便寄钱替我还了债。此信还是着重说我父亲卖屋的事。老家的下厅房于1961年，父亲以
100元卖给了苏二怀。当时父亲已病入膏肓，次年就去世了。后来“四清”
期间，苏二怀当村里红砖厂厂长，因贪污退赔，他以家养的肉猪退赔不够，
才将房一起折价退赔。最后“四清”工作队和村领导看到我无依无靠便将房分在我名下。江村闲在庄（大亨屋）共有五个房头，上屋四个房头，下屋一房头。在上屋的正座是上、下厅共四间厅房，那间房是上屋四房头的正房，除此兄弟俩虽还有两间横屋，作为柴房和厨房，应该说正房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岂料父亲如此糊涂？卖掉安身立命的房，叫我如何活下去？
当“四清”工作队将下厅房的钥匙交给我时，我向“四清”工作队要字据。答复是，苏二怀说字据已找不到。他们说“四清”工作队和大队有会议记录作证。尽管如此，我仍是觉得苏二怀说字据已找不到是假的，事情还存有很大的隐患。不过；自“四清” 将下厅房分在我名下；我拥有该房产权已将近50年（处置时是1963年前后，准确说离50年还差几月）。但我结婚生子，一直住这间房。后来调自治区一直到退休约30年。这下厅房虽闲置，但一直在我手上是千真万确的。这50年中，我企盼的日子就是苏二怀或他的后人将谎称找不到的字据拿出来。这样才有机会摆平了结此事。因为，自“四清”工作队离村，总传闻对方在活动要将这房夺回去，可能正因为有政策，且处理这事的人还健在。同时我作为权属人，一直在发展成长。六十年代，虽未有大成就，但我为村宣传队编节目获奖；七十年代，我的剧本已有刷团演出并在电台广播；七十年代后期，我第二次走进军营，在玉市武装部编写组（我之前曾通过空军空勤人员的体检住进军分区，后来因要调整空勤人员下地勤，我选择了回校读书）。殊不知，成了孤儿是如此之艰难。但如若我没有选择了回学校，那次空勤人员的调整，最后一个空勤也没下地勤，说明自己确实应该有这么一段困苦岁月。不久，我完成了武装部的编写任务又进学校干了几年。后调到行署教育局任学会秘书兼教研员。我因教学研究成果和教案优秀，调到了自治区。在八十年代后期，玉市有不少律师和法庭人员为参加自学考试找文凭与我认识。我跟他们说了那张谎称找不到的字据的事，我希望有官司。恰巧苏二怀后人拿出字据向律师咨询。但该律师跟来人谈“四清” 政策，讲“四清”定了案，那张字据实已作废。这律师我认识，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姓名。因他是事后才告诉我。但我的实际意思是，要是来人拿出字据就在法律上做个了断。可惜错过了好机会。这次拆迁在拆迁人员丈量上屋时，那字据又当众拿出来了。苏葵来电话叫我回去。可我真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一时刻按我当前的身体状况确实不能回去。老伴也不能回去。实际自那次一同扫墓，我从未回去过。八月份曾有过丈量，老伴买了火车票（因晕车就在当天犯高血压症），只好退了票住院。为此，家里人才给您俩挂电话，通知您和大嫂一起回去。听说您俩看到那张“卖契”流了泪，并说字据有问题。我猜，所以说字据问题。可能觉得我父亲的书法好，签字不像他本人所写（但父亲当时已病入膏肓）。我没见过此字据。据见过的人说有大队公章（这说明不了什么。当时苏二怀是当权者，盖公章有何难）。有人说证人苏雁宾未签字盖章，这倒是问题。据九嫂说，在去找苏问问的路上您和大嫂已有交流，说我小时候参加玉市幼儿健康比赛本已获第一，但有个国民党师长不服，要求次日在国际戏院由两个小孩爬舞台决高下。但为防假冒和替换，两个孩子都记下了指纹。对这次比赛的细节我感兴趣，但以我的指纹判定卖契觉得没必要，这跟事情扯不上关系。因为我当时对家里的事尚未有主决权。尽管父亲已病危，但在我面前仍很强势。况且，我认为“四清”已定案的事，就算那字据是真的已是废纸一张。您俩不用再管，这件事就由我一个人来解决吧。另外，您和大嫂已是耄耋之年，不必再回村里再寻刺激了。
不过，后来才知道，哥、嫂去找苏二怀的儿子苏问问（小名吠吠，后
来才知道这不是小名，是村里成衣作坊见他赊账不还起的外号）的整个过
程。我不知这叫苏吠吠的人，现是什么样子，反正原来是蝎腰虾肚，不知
长大是什么样子，听说不知何因他为赌钱，欠债躲了好几年（也为卖成衣
欠债与六伯公的孙子打起来了）。我猜，哥、嫂找他是绝无结果的。对于“四清”，那些70后甚至80后的人都不大了解，90后就更不了解了。这事要寻求解决，得先找社区调解。若社区解决不了得找法院。若再不解决，只能是开庭。我已通过电话向原城区法庭庭长作咨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