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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15〕
我不知道，假如鲁迅地下有知，读了这信，会是什么看法。鲁迅骂胡适，就像习惯性流产一样，胡适并非不知，“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即是知了。所谓“狺狺”，也是骂人，苏雪林用此在前，胡适不审，沿用于后，不管怎么说，也是失足。但，观其整体，论人终究持平，尤其下一节对鲁迅文学创作和小说史研究的称赞，更见出胡适的胸襟。而苏雪林的批评，主要不在于她对鲁迅的看法，而在于她的那个“火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文字。这个“火气”，就是胡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提起的、包括也是在给苏雪林信中专门作过解释的“正义的火气”，有时胡适又写作“正谊的火气”。在胡适看来，“‘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并进一步指出：“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16〕可以补充一句，骂人这一件事，也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苏雪林就是一例。因为自觉正义，所以就可以使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之类的字句。殊不知，胡适历来是有事说事，有理说理，一向不搞文字攻讦，也看不惯这类攻讦文字。
苏雪林比胡适小不到十岁，但在胡适面前是执弟子礼的，所以胡适在信中不客气地批评了她，反对那种骂文字。鲁迅呢，二十年代曾在北京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过课，在他回该校学生吕蕴儒的一封信中，也涉及骂这个问题，其态度显然就不一样。他一开头就表示：“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17〕不知道开封的具体的事是什么，因此不好评判；但这怂恿本身是否就有问题呢，毕竟这是老师给学生的信，能鼓励学生把骂人的嘴都张开来？下面是鲁迅给学生的进一步指导：“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真是“骂亦有学”、“骂亦有道”啊，而且还“很有意思”。以鲁迅和鲁迅文章对年轻人的巨大影响和感染，它是会光大为一种风习的。在这一点上，胡适就不成气候。鲁迅那篇骂胡的“鸟导师”发表后，就有青年来信，特地称颂骂人的那一段：“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18〕骂人文字不但写得痛快，看得也痛快。可惜胡适就不会写这类文字，他的文字走平易一路，内中贯穿的是一种清醒大于热情的理性精神，当然满足不了一味沉浸于热情中的年轻人。这一点，胡适并非不知，他在1936年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坦白：“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19〕骂，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然而，胡适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同一年，苏雪林在上面那封信中很直率地告知胡适：《独立评论》杂志的“态度因为过于平和，持论因为过于稳健的缘故，色彩未免不甚鲜明。青年读惯了那些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反动文字，再读《独评》当然会发生不能‘过瘾’之感”〔20〕。苏雪林其实该知道，胡适写文章，压根就不图别人的“痛快”和“过瘾”。所以，他只好这样回答：“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为什么？因为，“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的疗法”〔21〕。可惜这种“根本的疗法”根本就没起作用，胡适那一套，是冬葛夏裘，根本不合时宜。平实话没几人能听进去，尤其是青年。热血是要“激”的，激情是要“煽”的。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时代。胡适抓不住青年，青年却抓住了鲁迅。因此，“新文化运动”后，“鲁文化”不断压倒“胡文化”，良有以也。
四、鲁迅骂人的策略
《鲁迅骂人的策略》是鲁迅与创造社发生冲突时，一位署名“黑木”的人就鲁迅骂人方式所写的一篇文章：
鲁迅之笔，以酸尖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其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
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来骂。
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
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写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事里面骂。
黔驴技，止于此，新的出，再介绍。〔22〕
这样的文字显然是对鲁迅的攻击。不是不可以指出鲁迅骂人的“孙子兵法”，而且大体也没错，但，何必要说“黔驴技”，鲁迅终究不是黔驴，虽然，骂亦有技。仅就技而言，以上不过是方式的归类，离技还差那么一点。这个“黑木”显然没注意到鲁迅此前写于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了。”〔23〕这段话几乎就是鲁迅的夫子自道。我少时知道的梁实秋，便是从鲁迅那里得来的。其时，还不明白其人其事，却先知道了“乏走狗”。文章的题目就让你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现在方知“乏走狗梁实秋”原是“白额虎李四”的家传。可叹我不是县官是读者，也给鲁迅算准了，“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以后，我又陆续知道了“寡妇主义”杨荫榆、“革命小贩”杨邨人、“才子＋流氓”创造社，还有“洋场恶少”施蛰存，等等。
为什么我“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呢？这就是“名”的作用。胡适与国民党论战的《人权论集》中，有一篇专论“名”的文章，叫《名教》，是批评国民党标语文化的。其中论述，很给人启发。胡适指出，中国人对“名”以及“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之崇拜，已经相当于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了，所以，中国如果有宗教，不妨就是“名教”。胡适举了个例子：“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24〕这就是名教的一种表现。既然“‘名’就是魂”，名能表现魂，那么，起名就非常重要，它要先声夺人。从起名角度言，是“善名命善，恶名命恶”，而从接受角度言，“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因此，这“名”本身，率先就给一个人定了性，同时也先在地决定了人们对此人的态度。比如，和任何事迹无关，也在任何事迹之前，“孺子牛”与“乏走狗”，两“名”一出，善恶已判。这就是“名”的诀窍。由此可导出骂的技巧。不骂人的胡适尚且洞察，善骂者自然更谙此道。
然而，在上面那个“叫魂”的例子后，胡适并未住笔，而是继续“例”了下去：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不过他，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气了。
再说鲁迅。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在国务院门前用枪刀射杀请愿者四十多人，其中多是学生，而且还有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这一血案使鲁迅奋笔写下了我们都很熟悉的《记念刘和珍君》，它多次被选入中学课本。然而，这篇文章写在事后，离惨案已经两个星期了。就在惨案发生的当日，鲁迅就有文字，它由九个断片构成，其中一个，就是所要举的“第四例”：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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