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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中叶大举入侵以来，作为现代化后发地区，东亚国家大都面临着重构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任务。政府需要使用超常的国家威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打造一个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现代民族国家实体。在这种严酷的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富国强兵几乎成了东亚各国上层精英和下层人民的共识。如果将近现代东亚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相比较就可知，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是随着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国家的权力处处受到民权的制约；而东亚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则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的权力高高凌驾于民权之上。二战前，东亚的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先后用铁血政策把人民推向民族主义和实现工业化的轨道，明治维新、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无非就是外争国权、内部实现工业化而已。然而，自由主义在东亚的失败，并不在于自由主义者本身，而在于缺乏自由主义纲领实现的环境和机会。但是威权政体在东亚各国内部却普遍获得了强有力的生存空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后的法西斯政体、中国国民党时代施行的军政和训政，都从来没有把民主的目标放在首位，故此，东亚国家的国权获得了比民权更为优先发展的权利，人民不得已被迫在极权制度下呻吟。二战后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民主化改革，在美国“指导”的民主体制下，在政治自由化改革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东亚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但因日本保留了战前诸多的威权成分而仍然处在向完全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演进过程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对付内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不断强化它们各自政权的威权性和军事统治特征，并一度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政治局面。新加坡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从马来亚联邦新独立出来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城市型国家，除了生存空间狭小之外，新加坡还面临着重新塑造民族认同、锻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政府不仅向民众灌输并培植一整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加坡式的家长型威权政府。然而香港在经济上一直作为繁荣的自由港而存在，但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之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实行和英国一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
与在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相对应，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除外）在经济上大都施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日本，政府在制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战略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明治维新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经济的恢复过程中，以通产省（MITI）为主要代表的政府在技术引进、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时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22〕。战后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同样都实行着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前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钢铁石化等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后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转向了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新战略。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则在政府推动下先后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一个十年计划（1971～1980年）。显著的政府导向，明确的产业政策，国家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利用市场手段达到政府目标，形成了约翰逊所称的发展型国家类型〔23〕。这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东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里的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成分也有助于近代以来东亚威权政体的建立。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在被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整合和改造之后，去掉了传统文化中的抑工抑商成分而与工业化和市场主义相结合。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好适应了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走向终结：一种价值评判和历史的最终选择
历史总是沿着一定的轨道在前行，但这种轨道既不是既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可继承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以及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东亚威权资本主义政体正是上述各种条件混合产生的结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由于国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二十一世纪新时代里东亚的威权政体已经、正在或将最终走向自己的终结。
威权政体只有工具性价值而无内在性价值。东亚这种威权政体之所以具有某种合法性和一定的正当性，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还具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实现普世性的人类尊严和人类自我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明之理，但东亚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还需要先成为国际平等的一员。人民忍痛暂时将民权让渡和匍匐于国权之下，为的是民权在未来正当的国权获得之后得到伸张，实现国权仅仅是民权实现的手段和保障而已。但过分的国权扩张必将损害民权的最终实现，东亚威权政体多把人民只当做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手段，人民只具有充当劳动工具和战争炮灰的价值。“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爆发的深重危险。”〔24〕实际上，东亚威权政体在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的同时，也令东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足以显示了威权政体这一工具性价值的毒害性。日本从1894年到1945年半个世纪中连续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战。不仅日本国内人民被当作战争炮灰惨死异国他乡，而且仅在二战中的中国一国，在八年里就损失两千万生灵。与对外战争之残暴相比，威权政体对内所施的暴政也在伯仲间。在实行威权政策的东亚各国内部，肆意逮捕持不同政见者、悍然屠杀那些抗议和集会的学生与民众等违反和践踏人权的事例屡见不鲜；××惨案、××屠杀和××事件充斥于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威权政体极端的高压政治以及对人民施行反理性主义的灌输式教育，通常使国内民众的良知和正义长期处于蒙昧黑暗之中而不得自觉，民族（甚至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个道德思想水准和整体素质下滑堕落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反省的不仅仅是外国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威权政体的领导人对国内政策更应该自省。政府不管以何种理由残害本国生灵，戕害和泯灭人类的灵魂和智性，这与异国侵略者屠杀同胞同样是在犯罪。由此看来，外国强权和国内暴政一起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严重威胁。因此，人权的标准也本来不应该内外有所区别。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亚各国早已步入了国际大家庭，而一些东亚国家的领导人也俨然以一等国际领袖的面目出现于国际舞台上，在这种国权已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如果某些东亚政府的领导人企图把只具有外在手段和工具性价值的威权政体内化为目的和永恒价值，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将犯下妄图奴化人民并使文明倒退的反人类的严重罪行。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特征。经过二战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威权政体目前正在失去其在国内外存在的效用性。
冷战后的政治格局已经使东亚资本主义地区丧失了以往拥有的“国际环境比较利益优势”的地位。首先，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民主地域范围在冷战后的不断扩大，民主国家间无战事的范围也相应扩大。战争虽然还在处于现代文明边缘阶段之间的国家间以及现代文明与文明边缘国家之间时有发生，但在主流文明世界里已基本不再作为国家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了。全球协调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在后冷战时代解决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争端中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威权政府实行的“富国强兵”等任何强化国家主权行为的政策在当今世界不仅过时，而且成了反和平与民主的不和谐噪音。东亚威权国家如果真想在文明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自我校正原有的行为标准，以主流文明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准则来处理国内外事务。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东亚资本主义地区在世界中的战略地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明显下降。美国政府不仅调整了以往对这一地区的呵护政策，而且已经开始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推广普世人权价值观的重要障碍。“美国已把昔日的样板涂改为今日的威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语）。东亚威权政体在新时代中，不仅丧失了在国际政治中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和保护伞——美国的支持。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以廉价而加速发展的信息传媒技术（电视、电话、因特网）和先进的交通工具（特别在航空方面）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渗透性在不断加强，一个以全球为舞台的国际经济大分工的格局正在出现。人员、资金、原料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变得迅捷而广泛，跨国公司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