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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角色决定了崔恩卿的突围常常从地下开始，十七年后，他把《戏剧电影报》改版为《北京娱乐信报》，也是从一个地下室开始。
很多访谈文章提到，崔恩卿不是“科班出身”，言下之意是他原来所学并非新闻学。但仅仅经过两三年时间，他对报业认识的深刻就已经超过许多同时代的报人。现今翻看他在1986年、1987年发表的社内讲话，当时他对报业经营规律的认识是非常先进的。他在1986年题为《变革观念，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自立》的报社讲话中，有大段关于报纸属性的论述，他指出报纸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经济属性，报纸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报纸是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商品，报纸应当是信息大拼盘，是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不是经典之作。首先是大众意识，而不是精品意识，是“真实”意识而不是“宣传”意识。评价报纸的客观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读者，第二个是发行量。他的这些话即使在今天看来都不算落后，而18年前，他就已经超前地、深刻地形成了这些办报理念。他在1983年到1985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北京青年报》后来办大众化都市报的指南。
崔恩卿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和鼓动力的人。这段时期，通过他的不断鼓动，报社内的观念逐渐统一，先进的新闻理念促成了大量优秀新闻记者的出现。事实上，在《北京青年报》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飞速上升期之前，崔恩卿已经领导报社完成了观念和人才队伍上的准备。由于原来的北京青年报社处于相对弱势，人员素质也显得参差不齐。有人议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人办了一流的报。崔恩卿反驳这种观点说，既然能办成一流的报，就不能说人是三流的。即使个人是三流的，但是组成一个团体，就成了一流。当其他报纸的记者还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孤芳自赏时，《北京青年报》已经逐渐磨练出最有活力的一批新闻记者。
1983年崔恩卿来到报社两个月后，市委决定，《北京青年报》的读者转向以中学生为主。这样一个定位缩小了《北京青年报》的读者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读者市场的细分，利用这个契机，1984年1月《中学生时事报》的前身《时事广播专页》创刊，后来它成为了一份非常成功的中学生报纸。1986年，报社首次提出抓“可读性”的原则，并将读者定位从中学生扩大为“中等文化程度的小年龄在职青年”。1988年，该报社编辑部提出“打破半封闭状态，全方位走向社会”的方针。这是一次内容定位上比较根本性的、前瞻性的改革。媒介经济专家宋建武认为，传统的青年报刊，因为它的内容和发行都局限在机关、团委的组织内，因此它的出路就在两个方面的社会化：内容的社会化和发行的社会化。《北京青年报》在1988年的这一次办报方针的转变，为它内容定位的全面转型埋下伏笔。在报道内容上，80年代底《北京青年报》也开始了尝试，1989年4月25日该报发表了首篇学潮报道，成为最早直接报道学潮的少数几家报纸之一，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实》、《六月，学运向何处去》等报道，《北京青年报》关注重大政治社会事件、擅长深度报道的特色开始露出端倪。
在20世纪80年代里，北京青年报社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提，就是《中学时事报》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84年创办的《时事广播专页》，该专页由北京市教育局发起，由北京青年报社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中学时事报》同样贯彻了崔恩卿当时提出的“追求读者和发行量”的办报理念，1988年该报在京津两地的发行量达到了70万份，这时候它还并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在1990年，已经运行7年、发行量超过70多万份的《中学时事报》才首次获得公开发行，《中学时事报》迅速走出北京，发行量达到百万份以上。应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冲击面前的滞后在报业中也充分暴露了。《中学时事报》本身虽然只是一张面对学生发行的、“窄众化”的报纸，但是它同样体现了北京青年报社敢于冲破壁垒、抢占市场先机的勇气，也为《北京青年报》的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1996年创办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的刘涵原来就担任过《中学时事报》的主编。《中学时事报》的成功发行经验为《北京青年报》所利用，“小红帽”现在已成长为全国最优秀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
北京青年报社内部机制的改革也比较早，在1984年，崔恩卿刚到北京青年报社的时候，就推行了社内聘任制，并向社会首次公开招聘采编人员。1988年，报社成立社委会取代原来的“领导小组”，并对编辑部成员实行了聘任制。
从1983年到1990年的7年间，崔恩卿领导的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在观念、人才队伍、市场经验、内容定位、内部机制等各方面做好了改革的准备，一场被新闻学界广为关注的“北京青年报现象”即将拉开帷幕，这场改革无法抑止，已锵然地迈出马蹄。
第一章 北方鼙鼓第2节 《北京青年报》迅速崛起期
《北京青年报》的迅速崛起期为“1991年—1995年”，这样划分的依据是：1991年《青年周末》创办，迅速引起市场反应，当年广告营业由上年的35万元上升到500万元。第二年直翻4倍达到2200万元，到了1995年，广告额达到4400万，已经在北京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1996年，崔恩卿离任，报社广告经营额近亿，进入了报社发展的成熟期。
《北京青年报》迅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青年周末》和《新闻周刊》的创刊。《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1991年10月4日出版试刊第一期，《新闻周刊》在1992年12月22日试刊。学界普遍认为，《北京青年报》的成功是“两刊起家”，指的就是这两个周刊。根据《北京青年报》原总编肖培的回忆，当初创办这两个周刊的初衷是想把《北京青年报》从周报改为日报。扩版思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扩为日报，一种是先扶植个别品牌再渐渐扩为日报。《北京青年报》审时度势，量力而行，采用了第二种做法。这两个周刊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北京青年报》采编思路和管理框架，《北京青年报》在成为日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沿用“周报化”的运作方式。
《青年周末》创办后很快在京城“一纸风行”，第3期的零售量达4。8万份，呈直线上升趋势。在1992年3月28日，创刊第13期的《青年周末》的零售量达到234000份，总发行量达到了334000份（包括订阅部分）。短短两年时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刊出额从35万元飚升到1993年的2221万元，而《青年周末》就承载了报纸60％的广告量。
在《青年周末》迅速上升期间，崔恩卿的报业经营理念也在逐渐沉淀与成熟。1992年7月19日—24日“首届全国青年报刊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崔恩卿在会上提出了“报业大经营”观念和报纸“三要素”（即新闻、副刊和广告）观念。他的理念随着经营实践的推进而不断进行创造和更新，成为指导《北京青年报》成功飞跃的核心理念。
《青年周末》使《北京青年报》在内容方面取得了迅速成功，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也迅速跟上。《北京青年报》很早就注意到自身的宣传和推介，它创刊44周年（1993年）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刊登的整版形象广告创下了国内报纸在广告上“自我炒作”的先例。1992年10月，北京青年报社在天地大厦（现保利大厦）召开广告推介会，开始大步推进广告经营，当年广告额达到507万元，并以飞快速度上升。《北京青年报》渐渐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具备了自身造血赢利并实现翻滚式发展的能力。
崔恩卿抓住报社上升的势头，一方面用各种渠道为报纸宣传造势，一方面在版面和发行上加大工夫，不断扩版：1992年《北京青年报》每周出版达到6印张；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正式改为对开大报，周五刊，达到每周13个印张；1994年7月，《北京青年报》改为日报；1995年，《北京青年报》再次扩版，并在当年实行市场早售，这又是《北京青年报》适应市场需求，在发行策略上的一大转变，从此它在零售市场上避开了和《北京晚报》的正面竞争。一直到2000年之后，《京华时报》和《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刊才冲击了北京的早报零售市场，此前《北京青年报》一直在早报零售市场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
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也在报纸的上升中逐步展开。1992年9月，北京青年报社再次推动社内聘任制，实行层层聘任；在1993年1月，该报社实行新的社内人事工资制度，按照“按岗定编、层层聘任、按劳分配、职责计酬”的原则进行分配。人事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较好地解决了上升企业常出现的员工激励不足问题。1993年5月7日，北京青年报业公司成立，崔恩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1月，北京青年报社实行“广告达标奖”制度，结束了部分采编人员参与广告直接经营活动的时代。通过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和改革，北京青年报社逐步走上规范经营的道路。
内容和经营的成功使得《北京青年报》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也随之上升。在1992年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评选中，《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并列第一；当年11月，经上级审批，该报社被定为副局级事业单位。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北京青年报》逐渐有意识地向“主流大报”靠拢，朝着大报和日报的方向扩版。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改为对开大报，这在仪式上的意义超过了实际的市场效果。改版为大报，使《北京青年报》跳出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