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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于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此可见，戈林在谈到两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坏消息时非常策略。
当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摆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写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两人，垂头丧气地倒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经过短暂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这不正是解决国防军领导层、自己统帅三军的好机会吗？他立刻转风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这些军人。戈林怀着浓重的个人动机更加有恃无恐了。
许多军官为此鸣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请求下，希特勒才答应接见弗立契，听听“这只猪猡是怎样申诉的”。弗立契和施密特当面对质，他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僵持中，戈林冲进房间，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尔后，他悄悄地对希特勒的副官说：“听我说，您满可以和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一个四年计划。”
可是，希特勒拿陆军开刀，并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无可争辩也没人敢争辩的事实三次拒绝那些为戈林劝进的人。他对他的副官维德曼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还多呢！”他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空军必须由他来抓……而且他必须作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务。”他还对第一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说：“他太轻闲了，也许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
即将下台的战争部长勒洛姆堡这时对陆军中的战友产生了怨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时又产生决不能让戈林这个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偿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职前拜见了希特勒，提议由领袖兼总理亲自任战争部长一职。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的命运，毫不谦虚地同意了这一提议，将战争部划规他领导，并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职，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调职。
这是一场德国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从此，他将军政大权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
然而，事情仍旧没有完结，在弗立契大将退职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辞呈。领袖的伎俩十分明了，一是让将军体面些，二是让他自己更体面些，减少火药味，平静地实现权力移交。可是固执的弗立契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个说法。希特勒无奈，提以要由特别法庭对此案做出裁决。但是，这个特别法庭是由盖世太保的人组成的。
军人和法学家们对此表示异议，纷纷出面干预。他们认为对一个军官只能用军事法庭。在司法部长古纳特和国防军军法处长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长组成了军事法庭。但希特勒担心失控，便任命戈林为法庭主席，并责成秘密警察配合调查。
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陆军司令本人却坐到秘密警察对面受审，该是何等的窝囊。
两次审讯均无结果。这时，已被查清没有鸡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从居民户口中找到与冯·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骑兵上尉冯·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费迪南德街２１号。骑兵上尉被捕，他对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他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号账户上提的款。
其实，按照揭发人交待的地址核实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况且弗立契大将的经济状况不致于拖了八个月才付清另一半讹诈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这一案件，才使他们狗一详的嗅觉失灵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
正式审讯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陷于被动，他担心自己会被国防军骂个狗血喷头。海德里希连声叫苦，生怕丢了脑袋。他们看到陆军军官团结起来，想砸烂保安处的权力，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成了军人们的支持者。
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
卡纳里斯口授道：
一、郑重明确地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
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考虑应该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长）、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陆军参谋长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档了事。将军的举动，应了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的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经过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冲击，国防军元气大损，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这时德军正向奥地利进军，正是用人之际，“公正”的希特勒宣布为冯·弗立契平反，任命他为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进攻波兰首都华沙时阵亡。
希姆莱丢了丑，他对自己属下的无能表示愤慨。他声称，他是庸碌无能官员的受害者。这一阶段，他对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态度非常谨慎，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公开场合自不必说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很难说谁是赢家。陆军损兵折将，党卫队、盖世太保名声大坏。从此，两败俱伤的对头结下了宿怨。卡纳里斯的那份“建议要求”的内容深深地印进希姆莱的脑子里，以至后来给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带来的厄运也与此不无关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决定开始灭亡波兰的行动。他在２２日萨尔斯堡的国防军将领会议上说：“在进军波兰中，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喝采的事情。因此，我不想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去执行。”
这位独裁者责成党卫队全国领袖组织特别行动队，跟在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的身后，随时消灭遇到的一切波兰上层人物。在这之前，每占领一个地方，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吞并奥地利时，海德里希的特别队就随军前进。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时， 特别行动队也大打出手， 以致海德里希获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美称”。
海德里希在几天内便组成了五支由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参加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配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遗队组成。尾随一个陆军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团行动。队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
这五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和尾随的部队分别是：
第一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施特雷肯巴慧，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纽伦堡方向进军。
第二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台费尔博士，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击，直抵维斯杜拉河。
第三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