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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台费尔博士，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击，直抵维斯杜拉河。
第三特别行动队，领导入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跟随约翰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
第四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跟随古斯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向莫德林方向突击。
第五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旗队长思助特·达姆佐，跟随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海德里希的“行刑部队”按规定要接受战区内的陆军领导，但他的行动却是受中央保安局的指挥。因而这个受双向领导的部队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保安局交给的使命，一方面又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了解他们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的军法审判对他们每个人同样有效。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尽量避开陆军将领的关注，把真正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消灭波兰上层人物的任务隐瞒起来，以致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给特别行动队的命令中有这样的任务内容：
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的重要材料等。
可见，在作战部队中，士兵，包括将领们暂时还不了解他们的尾巴部队的真实任务。隐瞒不可能长久，只要特别行动队一开始杀害波兰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军队就会醒悟过来。那时军队肯定会恼怒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个党卫队领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向陆军宣言，说这是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不能不执行；要么就隐瞒事实上报本无法隐瞒的真象。
狡猾的希姆莱向将军们暗示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言外之意，他的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了同陆军的冲突，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致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的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人员，以致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自采取的独断专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明白了特遗队的真正使命。９月７日，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向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说，党卫队的领袖们每天以枪毙两百名波兰人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多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卡纳里斯怀着忧虑的心情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
在人们的眼睛里，武装部队成了特别行动队的同谋，至少对他们是姑息的。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这两支部队都是希特勒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只不过警察、党卫队比武装部队更凶残一些。
特别行动队在消灭波兰上层时是“不讲阶级”的。他们把教师、医生、公务员、教士、地主和商人统统抓起来，关进接收营，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处死。希特勒的目的再明了不过，消灭波兰任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头排人物，或可能成为这些领域里领导人的人。
一次接一次地大规模屠杀，使波兰民族精英受到沉重打击。在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曾自豪地宣称：“被占领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希特勒对如此巨大的功绩很满意但不满足，他说道：
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他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有那个被他看来非常庞大的百分之三。
武装部队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后，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指示军人们负责社会治安，并向波兰居民发布了安民告示，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得到尊重。”党卫队的野蛮暴行，撕碎了这个诺言。陆军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骗子。军人们恼怒之余开始猛烈攻击党卫队的暴行。
９月２０日，第十四军团情报处报告，部队情绪严重不安。
这是由于沃伊尔施地区的特别行动队在军区的部分违法行为（集体枪杀，尤其是集体枪杀犹大人）……而引起的。部队特别感到气愤的是，午轻人不上前线去作战，而是拿手无寸铁的人来证明他们的勇敢。
接着东总提出不能再容许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希姆莱为了暂时缓解与日益不满的陆军将士的矛盾，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１０月１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驻波兰各军团司令部：
保安警察首脑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给特别行动队的２８８／３９６号关于占领区内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暂时仅限于采取措施做好准备。据悉，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向特别行动队发布一项相应的新命令。
希姆莱的命令还未发到特别提动队，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只是搪塞一下陆军而已，希特勒在１０月中旬便下令撤消了军事管制。
当东总冯·伦斯德大将得知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政府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收拾铺盖撤走了。这时行政机构还未建立，希姆莱利用这个真空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乘虚而入。特别行动队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建立了同德国本土一样的风纪警察系统。
希姆莱在波兰建立起来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求下属单独同波兰的残余抵抗部队和新建的游击队作战，而不同军队磋商。这种以老大自居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武装部队的将领。新上任的东总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掀起了武装部队讨伐党卫队的斗争。他命令整理有关党卫队独断专行、胡作非为的材料，直接寄给陆军总司令部。几天后，这份报告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写道：
因法枪杀、逮捕和查抄引起巨大忧虑，担心部队目睹这些事情后难以保持纪律，就地同保安队和秘密譬察磋商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有党卫队全国领袖撑腰；请求重整法纪，特别应规定必须经过依法判决才能执行处决。
希特勒对此报告不屑一顾，鄙夷地说：“幼稚的看法。”他说他对勃拉斯科维兹将军队来不信任，应赶快换掉他的职务。由此可见，希特勒完全支持希姆莱一伙的狂暴行为，把陆军的不同意见看作是不忠的表现。
东总勃拉斯科维兹没有理会领袖的震怒，他继续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各个部队送来了大量的事实材料。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
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儿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杀害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常令人费解。而其做法也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杀人一抢劫。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的暴行层出不穷，反映出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异……摆脱这种不光彩、站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整理一份包括三十三起事件的材科，他在２月６日说：
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陆军高级将领反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暴虐行动，在血风血雨的波兰占领区形成了小气候。甚至连莱希瑙这样的以忠实于领袖著称的军人也加入到控诉党卫队一伙的行列中，在部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领袖大本营里，武装部队的军官，谁也不愿同任何一个党卫队头子握手。
最后，是新任总督弗朗克这个小丑帮了希姆莱的忙。他面见希特勒，请求领袖撵走勃拉斯科绍兹，说他太爱吹毛求疵了。其实，希特勒已经决定抛开这块绊脚石。三个月后，勃拉斯科绍兹被调往西线，５月１０日打响了西线之战。
希特勒的“组织解决”，使希姆莱的行动不会再受到任何阻拦和攻击。然而，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仍然水火不相容。至第三帝国垮台前夕，这种斗争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而领袖长期偏袒党卫队一伙的做法也给他带来引火烧身的后果。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早晨，一支强大的舰队向法国北岸推进。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并迅速取得了立足点，解放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帝国师”经过顽强抵抗，损失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沦陷后，德国军队狼狈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国遭受巨大损失，在非欧战场也节节失利。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德国。
于是，在陆军许多将领中滋生了悲观和不满情绪。他们预感到，元首再这样干下去，德国必然招致灭顶之灾。他们不愿从根本上改变纳粹主义，他们只是想保住已经得到的利益。
希姆莱历来重视军队这个国家和战争的支柱，他派出最优秀纳粹间谍追踪和监视将军们的动向。但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如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令他不能得心应手。
刺杀希特勒的“闪电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