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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茵微笑回答道：“我把美国护照作为通行证而已，并没有自己是美国人的意识，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会觉得他们是美国人或日本人，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也是中国鬼啊！”
“男孩子还稍微放心一点，我这个女儿我可不放心送到美国去。女孩子在东方社会能规矩一些，含蓄一些。我就是看不惯美国人说话无老幼尊卑，举手投足那么放荡不羁的样子。”
“那都是表面现象，这是美国人的自由平等意识。”晓茵不想跟她争论，但是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观点。
晓茵觉得日本人的礼节也是表面现象，日本人的礼节让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很难说哪一种更好，这是文化的差异问题。日本文化含有很多繁文缛节，只应付这些就花掉人们很多时间和精力。人们交往时总是恭恭敬敬、紧张拘谨，讲话也得时刻考虑着哪句话得体哪句话可能会失礼。有些外国人觉得跟日本人交朋友难，除了日本人那一方面的原因外，也不排除自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累的因素。
“其实，有教养的美国人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们讲话总会用个please。像‘抱歉、谢谢、对不起’之类的话，他们也用得很频繁。孩子向父母要求什么的时候，总是‘我可以……吗？’如果得到允许，孩子会高兴地向父母说声‘谢谢’。我倒觉得很多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在这方面反而不如美国孩子。特别是中国孩子，在父母那儿得到什么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似的。”晓茵语气温和，耐心地说。
白滢固执地认为，如果送孩子去西方学习，宁可送到欧洲什么国家，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至少有历史。美国那么两三百年的历史，虽然是以欧洲文化为起点的，完全没有欧洲本土文化那么深厚。英国古代对绅士和淑女的培养都酷似中国。就是现代英国人看着也比美国人规矩，包括说话写文章，一般的美国人就不如英国人更规范一些。
对白滢的固执己见晓茵并非初次领教，她笑了笑不再与白滢争辩。
晓茵换了个话题问白滢：“我在一本杂志上看了一篇文章，说从美国归国的中国学生一般都弘扬美国的文化、思想等。从日本回去的留学生都骂日本，你怎么看？”
“噢，你是让我也弘扬美国文化吧？我保持中立说句公道话，美国社会有很多合理部分，这我也不否认。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跟美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旧仇。八国联军进北京有美国人一份，但后来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了清华大学。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就不同了，不但有旧仇，还有新怨。战争的旧仇本来也没彻底解决，这一点日本就没有德国做得漂亮，你看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多好。现在留学生来到日本感到的是被瞧不起和被歧视，很有精神压力，归国后不骂日本人才怪呢。”
雪梅在厨房洗了些水果端进来，接着白滢的话道：“另外，美国是移民国家，中国人在美国只不过是众民族之一，美国人虽然对亚裔、黑人也有歧视，但不会专门瞧不起中国人或欺负中国人。那是个能力社会，管你什么肤色什么民族，有能力的人、肯干的人都会有机会。所以中国留学生没有特别的比别的民族更受欺负的心理压力。留学生在美国学到了知识技术，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及一切他们认为好的部分，归国后当然要弘扬美国文化了。”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6）
“别管他美国日本了，还是关心关心咱们吴女士的终身大事吧。孩子养大了，你也该找个伴儿了吧？”以前白滢多次跟晓茵提起此事，晓茵都说把孩子养大再说，孩子离开了她，白滢便旧话重提。
“这么大年纪了，谈何容易？”晓茵淡淡地说。
白滢以为晓茵曾经沧海，对男人绝望，同情加遗憾道：“说起来也是，精神高尚的好男人太少了。你又坚持不找外国人。如今的中国男人真是令女人心寒。我这次回去见了一个大学同学，她受不了她丈夫在外边鬼混，几年前跟她丈夫离婚了。现在想找个伴儿，降低很多条件也找不到。跟她年龄相仿的男人都想找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女人，让她找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头儿她还不愿意呢。这男人找女人只是为了性的话跟畜生有何不同。我觉得中国男人，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中老年男人，目前这种大气候简直就是人性的一种堕落。”
“喜欢年轻女人倒也不算什么罪过，喜欢美是很自然的嘛，就像我们喜欢艺术品、喜欢动听的音乐一样，谁让我们老了呢！”晓茵半正经半不正经地说道。见白滢不服气地瞪着她不说话，又补充道：“其实现在就是有人要我，我也未必能将就他。雪梅再婚的时候还年轻，年轻时跟一个男人结合可以慢慢地磨合，喜欢的不喜欢的能慢慢适应习惯。我这个年纪不容易适应别人了，除非是特别喜欢的人。”晓茵心里想着李珉，闭嘴沉思。
“你会碰到好男人的。”白滢说得很勉强，她的脸上已经挂上了失望，似乎在说，“机会渺茫！”
高欣亚从书房出来，雪梅递给他一把小叉子让他吃水果。
白滢问高老师怎么今年还没有当常勤。因为高老师这几年一直在争取。高欣亚摇了摇头说“已经超龄了！”
白滢又说：“听说赵老师今年做常勤了。”语气中有点酸溜溜的。
晓茵理解她的心情，她还是放不下。便劝道：“现在很多大学都是公开招募，你就再试试吧。”
教汉语最初的几年，白滢一心想找份常勤的工作。争取了几年都没有希望，她便放弃了。后来意识到自己恐怕也做不了常勤的工作。做常勤首先要与日本人配合，她的个性过强，喜欢直言不讳，这是日本大学教师中最忌讳的，哪位前辈或者上司也不喜欢有人对他指手画脚，更不喜欢有人比他“高明”。乖乖服从是这个社会行事的一个聪明准则。另外，常勤要做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常有长会，这都是她不喜欢、忍受不了的。她知道雪梅曾有机会做常勤，但她没有争取那份人人垂涎欲得的工作。雪梅的理论是：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若工作既能带来快乐又能解决谋生问题当然可为之。做常勤人事关系复杂，言语行为受束缚，要放弃棱角，学会圆滑，相对精神压力大。十年、二十年、论文、著作加关系熬过来或许终会熬个教授，会有些成就感，但绝不会有快乐。雪梅喜欢自由自在，不想做的事就不做，不愿意交往的人就不想违心地去敷衍，没有写作欲时也不用逼着自己写那枯燥无味为了晋升凑数的所谓“论文”。她认为不受束缚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天性。
白滢很矛盾。她很想像雪梅那样淡泊名利，潇洒地生活，可是她又觉得愧对自己的才华。她丈夫有稳定的收入，她不是太在乎常勤的较好待遇。可是，她是颇有才华颇有成绩的知识分子，在国内时已被尊为“学者”，她有一般学者都有的那种特性，就是非常在乎精神上的满足和一种被群体承认、认可的虚伪。如果这一点也能做到满不在乎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负累了，便可以从容轻松地面对人生了。
她长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其实我知道即使我被哪个大学招聘，我这脾气也不一定能干长。我真羡慕你们二位，无欲无求，我行我素，保持着平衡恬静的心态。”
高老师几分诚恳几分玩笑道：“白老师你得放下架子，而且你得低头求人，让人家多多关照，日本是没有伯乐的。”
“干吗为了五斗米折腰，扭曲自己的灵魂？”雪梅不屑地说。
雪梅瞧不起没有骨气的中国人，对权威者一向只做到不卑不亢，从不奉承讨好或曲意迎合，更无过分的热情，尽管她背地里对晓茵说她很钦佩日本学者对自己所研究领域那种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她说，“我们在人屋檐下，本来就有一种“食周粟”的心理，如果对他们表现得过分欣赏，我会觉得我是在巴结他们，至少在心理上有这种嫌疑。这样，我会很讨厌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刘志勋说她极端，她说她宁可表现得极端一点儿，好让自己心里坦然一些。
晓茵非常理解雪梅的心情，当然这花了她几年时间才终于明白的。她在美国的时候没有这种在人屋檐下的感觉，她以为日本这个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国家跟美国一样，外国人可以跟本地人公平竞争。其实不然，日本相对保守得多，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各行各业的土政策都使许多外国人感到他们永远都在人家的屋檐下。
不过，这对吴晓茵倒也没什么影响。对她来说，做非常勤自由，人事关系简单，不坐班，假期也比常勤老师多，她的本性和要求与这种工作不谋而合。她认真教课，力求不误人子弟。无论对谁，她一律平等以礼相待。她不婆婆妈妈，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更无在此领域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之野心和雄心壮志。
她的生活平静，平凡，但并非她的灵魂平庸。她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她能从文学艺术的世界得到满足、找到快乐。有宝贝儿子在身边，有挚友一、二人，有书和音乐，还有闲暇周游世界，对她来说，足矣。
她是个知识女性，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知识才能得到衣食温饱。她不是富婆，从不追求豪宅名车山珍海味，可也从未缺过旅行费用，有时也带儿子去饭馆儿享受美食或买几件高级服装穿穿。在国外生活这许多年，她从未为名誉、地位或富贵缚住手脚。她不想为了赚钱而活着，不愿意忙忙碌碌地做钱的奴隶，钱够用就好，她的标准并不很高。她活出了自己的风格，她只是为了一种心境。
与雪梅不同的是，她能够理解那些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