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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慈禧的独裁到了怎样的程度，而慈禧周围的奴才的恐惧又到了怎样的程度。当“
不正常”的情形成为“正常”的情形的时候，一个王朝的衰亡就露出了徵兆。优孟
在王朝中的位置和作用，亦可判定王朝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一粒沙里见世界”
也。
优孟并非永远被禁锢于宫廷之中，它是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不断扩展的
概念。当优孟从内廷走向朝堂的时候，“优孟人格”和“优孟思维”也就首先渗透
到了朝堂和官场之中。
官场的优孟化
从晚清到民国，政坛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高级官员们都十分热爱包括京
剧在内的各种戏剧，并且与诸多名角保持着密切而暧昧的私人关系。说他们“附庸
风雅”或者“热爱国学”，都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
官僚们发现优孟是跟自己最相似的一类人，自己的“治国、安邦、平天下”何尝又
不是在唱戏呢？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记载有“戏提调”一则：光绪朝，江西巡
抚德馨酷嗜声剧，优伶负盛名者，虽远道必罗致之。他的官署之中，除了忌辰之外
，没有一天不是笙歌沸腾的。新建县令汪以诚，有能吏的名声，专门负责安排衙门
里主办演出的事务，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戏提调”。官署中的大小公务，都委托其
他官员来操办。当时，江西人写了一幅对联讽刺说：“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
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
共销魂。”横批曰：“汪洋欲海”。联中之“四九旦”、“双麟双凤”皆是当时著
名演员的名字。此联巧妙地将汪以诚的名字镶嵌其中，却又浑然天成。汪以诚仅仅
是“游戏做官，认真做戏”的官场中的一个小小“戏提调”而已，他的上级以及上
级的上级，也在操劳着类似的“国家大事”。巡！ 抚有巡抚的舞台，总督有总督的
舞台。由此推之，皇帝本人不也是一个“总戏提调”吗？
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感叹说：“二十年前，余至京，谓人曰，京师之事
，可二言蔽之，曰：‘游戏做官，认真做戏。’不料逾二十年，尚如是，甚至做戏
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戏也。”汪康年独具只眼，敏锐地发现了官场“做官”与“
做戏”之间奇妙的共同性。岂止汪氏所生活的二十年是如此，中国的上下五千年不
都是如此吗？在晚清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若干“谴责小说”中，在
今天以王跃文的《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同质
”的官场。中国的官场是一个高度“优孟化”的官场，在中国历代官员的人格构成
和文化资源中，“优孟”与“儒家”和“法家”三足鼎立。从吕不韦到诸葛亮，从
张居正到曾国藩，这些“出将入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几乎都是
身兼三者而有之。他们的演技并不比那些真正在戏台上表演的优孟差，甚至还达到
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王阳明不就能够从从容容地升堂杀人、退堂读书幺？
儒林的优孟化
当官场“优孟化”之后，士大夫即“儒林”也迅速“优孟化”。因为官员本身
就是士大夫的一部份，官员的人格形态必将深刻地启示和引导那些即将走上仕途的
读书人。
中国的士人传统与优孟传统一开始就同源同质，纠缠不清。中国文人的老祖宗
孔子非常厌恶优孟，他刚一掌权就拿优孟开刀、用杀优孟来为自己扬威。但是，极
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孔老夫子自己的人格构成中，就投射下了挥之不去的优孟的阴
影。当孔子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在列国之间周游的时候，他的人生目标还不是想当
一名帝王的“军师”？而他梦寐以求的“帝王师”的角色，在帝王本人的眼里，却
跟优孟没有根本的差别。因此，孔子孜孜以求的身份，居然是他最为不齿的优孟的
身份。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孔子的徒子徒孙们身上。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幺专制制度就是它那深深的树
根，而优孟人格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一颗苦涩的果子。中国没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贵
族阶层，其官僚不是通过世袭而产生；中国也没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其官
员也不是通过选举而产生。中国却有庞大完备的科举制度，它导致了历代文人的读
书写作，目的都是将自己“卖”给“帝王家”。在这个“家天下”的险恶环境下，
士人阶层如同帝王家中的奴仆，并无任何的独立性。士人的荣华富贵全都依赖于帝
王的赐予，他们哪能不以帝王之是非为自己之是非、以帝王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人是优孟的同类和兄弟，文人一点也不比优孟高贵。闵定
庆分析说，优孟没有独立人格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一主一奴
，泾渭分明。帝王的感情世界和行为方式远非俳优所能支配或左右，帝王的喜怒哀
愁丝毫无需顾及俳优的颜面，而俳优也难以触摸帝王的思想脉络，他们不过是侍立
、供畹屯莨芾硌矍暗钠シ颉⑿∪恕⑴拧⒓浚Ｈ晃拗仄≡诔栊矣氤头５？
边缘。俳优的命运操纵在他者的手中。俳优惨遭帝王惩罚的案例不可胜数，杖责、
鞭挞、鲸字、放逐、凿齿、捺头水底，甚至射杀！ 、腰斩、烹煮，历史的阵阵凉意
扑面而来，令人毛骨悚然。”（《俳优人格》）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
“反右”和“文革”，文人的悲惨处境与优孟非常相似，他们的心态可以说是如履
薄冰、战战兢兢，他们不得不向优孟学习“生存之道”。
所谓的“生存之道”，也就是如何让自己处于“麻痹”的状态。徐复观在《两
汉思想史》中指出：“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
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
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大奸大滑，都是
朝向这一弱点投下他们的野心与赌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
。这便可使由此政治而来的压力感，渐归于麻痹，而其他压力感居于主导地位，这
是了解我国知识分子性格随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大关键。”汉武帝一朝是文人集团与
优孟集团产生最大交集的时代。比如，东方朔这样的“滑稽”人物，既是著名的文
士，又是典型的优孟。东方朔在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言说：“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悠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
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累群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
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是一种赤裸
裸的“缩头乌龟”的理论：我都已经给你当奴才了，你还要把我怎样？像东方朔这
类的人物在武帝一朝数不胜数，鲁迅在《汉文学！ 史纲要》中指出：“文学之士中
汉武帝左右者甚重，先有严助……又有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
、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而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
尤见亲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称疾避事，朔、皋持论不根，见遇如同俳优。”可以
说，谁最后能生存下来，关键就看谁最能忍受侮辱、谁最能放弃尊严。
专制帝王对文人的态度一向是“倡优蓄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
，流俗所轻也。”无论是飘飘欲仙的李白还是“奉旨填词”的柳永，无论是号称要
“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是纵情于酒色之中的韩熙载，无论是牢骚满腹要断肠的柳
亚子还是被周恩来称作“文化班头”的郭沫若，从来都没有超越过这种卑微的处境
，尽管他们也曾拥有某种象征性的“尊贵”身份。《清代外史》中记载，乾隆皇帝
“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故六十年间，能不受侮辱者唯刘统勋一人耳。
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倡优蓄之，汝
何敢妄谈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芥，
摧残士气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
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
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
不久乃谪戍远边。”由此可见，优孟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的，当优孟需要莎士比
亚所说的“生活的智慧”以及“审时度势”的本！ 领。如果是强势的皇帝、辉煌的
盛世，则只需要“帮闲”而不需要“帮忙”，优孟便得紧紧守住“帮闲”的界限，
而不能着“帮忙”的“非份之想”。对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开国雄
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
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
扯谈》）可惜纪晓岚、尹会一之流，聪明一世糊涂一世，错把“帮闲”作“帮忙”
，马屁拍到马腿上，便只能招来主子的痛骂和训斥，真是自作自受。
民众的优孟化
优孟人格“扩大化”的第三个层面，是从朝堂和文苑走向江湖和民间。千百年
来，优孟的人格状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成为一种牢固的
“集体无意识”和“国民性”。鲁迅强调说，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中
国历史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