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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是“活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毁一个邪恶帝国的战斗中，他与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里根等世界级的伟人并肩作战。为什么要终结这个帝国呢？还是让我们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去吧。然而，要征引《古拉格群岛》中的“个人体验”几乎是不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同等重要。于是，我想起了历史学者雷颐的一篇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的文章，文章谈到了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拉津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写出了这本力作。雷颐转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
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对此，学历史的雷颐深有感慨地写道：“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确确来之不易。”雷颐发现，“小人物”的幸福并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级，“小人物”的痛苦也并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这些“细节”足以让人体认到：一个漠视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打著什么样的旗帜和标语，必然是一个罪恶的、不义的社会。当我们的“日子”被外在的权力侵占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著沦落为奴隶的命运。
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则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暴政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无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诸多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奥威尔通过写作与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峙，索尔仁尼琴也是通过写作挑战“古拉格”的秩序。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者的“新语辞典”的发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发现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经典化”的过程：“穴居时期人类原始野蛮的感情──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滥过程中，竟以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集体或工会斗争等等响亮的代名词出现，粉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使之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统治者的秘诀在于：以施展暴力为主，以制造“说法”为辅。他们在瞬间之内就能够毁灭旧世界，也能够花同样短暂的时间去建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初民好勇斗狠的顽劣品性竟被演化升华为理论准则，视为合乎道德的错误思想，认为世界无所谓有恒定、普及的正义与善恶的观念可言，认为这些只是水月镜花，永远随世情而变幻，因而个人必须永远适应团体之需要而行动。任何职业性的集团，只要有什么便能攫取什么，纵使非法，且无需要，亦必须倾全力去取得，而社会团体之解体也可不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伟大的文学恰恰是“新语辞典”的克星，它向所有读者昭示著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职之是故，统治者对文学始终充满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统治者已经将文学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统治术之中了──“今天的边界上仍然到处污染著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著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索尔仁尼琴的这种“透视”的力量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最高境界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文革”等事件的认识却远远超过了某些多次来中国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红卫兵运动的背谬与残忍：“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竟被认做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地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无知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浮浅在于他们幼稚心灵中无经验基础的盲信。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打倒贪婪、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手中争得世界，然后放下屠刀，我们会变得公正而有理性。’”红卫兵们所奉行的，不正是《罪与罚》中主人公的逻辑吗？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并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以前惊人的预言。
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遗忘的民族来说，记忆显得无比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个保持著沉默的民族来说，呼喊显得无比的艰难。但是，没有记忆和呼喊的文学，就像没有脊梁的人一样──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以此为归宿。
那么，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呼喊，让我们写作，让我们阅读，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仰望。
假如他是一个老百姓
一位法学教授被无罪拘留长达8天之久。教授重获人生自由以后，要求国家赔偿金一元钱。这不是一个黑色幽默。
1998年9月28日，南京东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叶树理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来自珠海的两名警官拘留押往珠海。原来，东南大学与珠海电子工业公司合作，后来产生经济纠纷，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叶树理受命协助工作。然而，珠海警方却以“招摇撞骗罪”将叶拘留。叶愤怒地质问押送的警官：“珠海公安局在未向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何以对我进行立案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