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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坐汽车到上海，当晚叶树理被寄押在上海闸北看守所。在狱中，法学教授亲身体验到了以前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情景。牢房里的老大对他进行了“提审”，当得知这名“新兵”是法学教授、兼职律师的时候，老大对他顿时十分客气。老大找出刚刚收到四天的判决书，请叶树理代写上诉状。接著，警官押著他乘火车南下。在火车上，押送的黄队长威胁他说：“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要配合，千万不要有糊涂的心思。如果你逃跑，我开枪怎么办？”10日凌晨，叶树理被押进珠海第一看守所。在25舱，舱头照例“提审新兵”。恰好舱头也是南京人，他得以免遭杀威棒。在狱中，叶树理参加做绢花的劳动，从早上6点起床漱洗之后劳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干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短暂的吃饭、冲凉时间。用餐时，必须集体背诵《六做到，六不准》，必须唱监歌：“曾经犯过错，决心要改过，为了明天创造幸福新生活……认真服法，重新做人”。10月4日晚7时，看守突然通知叶树理教授“出舱”。警官若无其事地对他说：“撤销案件”。
叶树理教授被刑拘的第二天，东南大学的师生无比愤怒，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法律的侮辱和践踏。10月3日，6名学生代表向江苏省委书记递交了请愿书：第一，尽快释放叶老师；第二，惩治司法腐败；第三，保护学生上课的权利。江苏省领导批示，要从速解决。10月3日晨，东大接到珠海方面的消息，珠海公安局原则上同意放人，但由于该案是市委交办的案件，且个别领导施加压力，困难很大。
10月5日中秋节的晚上，身陷冤狱八天七夜的叶树理终于回到了南京。在机场，憔悴的叶教授面对熟悉的师生们，沙哑的声音流著泪连声说谢谢。学生们也哭了。叶教授对学生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放弃了对法律的信心。”然而，当课堂上学生向他提出“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初回讲台的叶树理拙于辞色，无言以对。现实就摆在师生们的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如此法律，如何建立信心？既然有法不依，学法律又有何用？一连串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教授又如何能够回答？这件事情，将对许多学生的一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案至今没有下文。珠海方面没有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个别领导”自然是稳座钓鱼台。不过，对于叶教授来说，他总算获得了自由，他痛切地总结说：“牢里的八天七夜，是我一生的疼痛和财富，让我做律师每时每刻都记住维护人的权利。”叶教授的遭遇，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件发生在佛山的博士被殴打的事件。那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也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决。教授和博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等级秩序中，他们还算是有点身份地位的人，连他们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使人们怎能对法律有信心呢？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南方“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地区，而且是广东省最繁华、最富饶、经济和文化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的沿海城市。连珠海和佛山的法治程度都是如此这般，那么内地广大的、偏僻的农村地区的情况呢？
法学教授和文学博士被冤枉，对于媒体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就连他们也饱受司法不公正的侵害，那些完全没有身份和地位的平头百姓，在面对司法腐败的时候更是如同沉默的羔羊。我想，假如叶教授仅仅是一个普通百姓，没有师生为他伸冤，没有江苏的领导为他说话，他的牢狱之苦大概不会只有短短的八天七夜，而他在牢里的经历也会“丰富”得多。我们当然应该关注叶教授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老百姓以更大的关注。叶教授在描述狱中生活时，曾经提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早上醒来，发现有三个伙计，一名头顶著墙，一名腹部贴墙，还有一名站在牢房内的厕所上，一动不动。原来，这是三名新来者，正在享受著自己所免受的“杀威棒”。我认为，我们难道不应该关心这些受苦受难的无名之辈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屈辱，跟教授和博士相比，难道就轻如鸿毛吗？媒体有媒体运作的规则，他们会寻找“新闻点”，也就是“卖点”。所以，媒体会报道教授和博士的遭遇，而不会报道一般老百姓的遭遇。我们能够理解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绝不能持跟媒体一样的思路──只去关注教授和博士们的事情，而对更大多数老百姓的血泪熟视无睹。
在一个长期以来漠视个人权利的社会里，对权利的维护不应当从那些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人开始，而应当从平凡的、普通的人开始，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开始。只有每个公民的权利都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权利才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实践。美国法学家亨金在《权利的时代》中指出：“个人的权利是合法政府的试金石。”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声称，人们不可以跨越“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的障碍，这仍然是“使公众不幸的腐败政府的唯一原因”。1999年，我国修改了宪法，将依法治国写进了神圣的宪法之中。法律当然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但它更应该保护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它应当起“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不应该“锦上添花”。亨金认为，人权成为我们时代的观念，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是城市化的时代。人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每个男人和女人，在出生到死亡之间，都有权享有不可侵犯的完整与尊严。“根据这一同意，在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上，人权观念是基本的观念。”为了维护、捍卫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理所当然该把目光瞄准底层的民众。
轿车不如轿子说
官员满街走，轿车多如狗。据说，在熙熙攘攘的长安街上，每分钟跑过的高级轿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最繁华的街道。有人因此说，这是我们国力强大的标志，这是我们人民富裕的标志。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的高级进口轿车并不是属于老百姓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各级官员们。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格限定官员座车的级别，但是规定毕竟写在文件上，没有几个官员当真来执行。
官员数量的膨胀导致的轿车数量的膨胀，两者成正比。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精兵简政”，其结果是越减越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扩张。中国历史上“官”与“民”的比例是：唐代3900比1，明代2900比1，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为297比1，1994年为29比1。比例的变化，从唐代到现在居然是130倍。官多当然接著就是“座骑”多。为了控制官员的“座骑”，有关方面不断制定措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专家们绞尽脑汁也不见任何成效。例如，明确规定某级领导只能坐某种品牌的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政官员可以让自己管辖的企业购进宝马香车，以“借用”的名义归到自己的麾下。这样，既不犯法，也不亏待自己。
此一难题，日久天长已成顽疾。吾本为一小百姓，无奈患了杞人忧天症，老是念叨此事。一日，行至阴山脚下，偶遇一隐士。该隐士见吾愁眉不展，乃徐徐问之。尔后哈哈大笑，曰：“此事何难之有，老夫手到擒来。不费半点周折，不流一滴鲜血，三日之内，保管圆满解决。”
吾大惊，急忙询问道：“前辈有何妙法？”
老隐士曰：“以轿子取代轿车即可。”此法看似老调重弹，实为制度创新。轿车不如轿子，轿子优于轿车，道理有十，且听其一一道来。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一：不用再进口外国名牌轿车。过去进口大量外国高级轿车，花费弥足珍贵的外汇收入，让外国人轻而易举地赚取了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岂不是冤大头！以轿子代轿车，从此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使加入WTO，我们也毫无畏惧，不用担心外国汽车涌进我们博大的黄土地。而且，不过数年，我们就能够节约下一笔巨额外汇，从而使得中国外汇储备跃居世界首位。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二：有轿子自然就需要轿夫。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供远远大于求，国营企业工人下岗众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倘若各级官员都高风亮节坐轿子，工人失业、民工进城问题立刻迎刃而解。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所乘的大轿有64人抬，三班人马轮流作业，一个官员就需要192个轿夫。今日官员人满为患，本来是缺点，而一旦启动“轿子工程”，就能够变缺点为优点：官员多，就业机会更多。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当然能让工农大众安居乐业。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三：乘轿子比乘轿车更能贴近百姓、洞察民情。轿车在大街上奔驰而过，将步行的、骑自行车的小百姓抛却到身后、隔离在窗外。长此以往，人间冷暖皆无知无觉。而乘轿子则可以观民风、察民情，使得领导干部对底层社会有基本的了解。如果有上访的百姓，还能够拦轿伸冤，倾诉委屈。有了轿前伸冤，衙门前面的上访队伍将烟消云散。轿中官员乃可作包青天状，让拦轿者热泪盈眶、长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