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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党”要挖到羊群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设有主任，还有几个秘书。它在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这个“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这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他们是说到做到。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滕办”的秘书们还胆敢在1968年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为基础》的社论。文章说：“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在严酷的逼供信形势下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些情况。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挖“内人党”运动的收场
1969年2月，在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机，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报告中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向反党叛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务集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果。从已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集团不仅是一个以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本特务等有密切勾结的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骨干成员，早已窃取了我党、政、军许多大权，是乌兰夫投修叛国的暗班子，是乌兰夫叛国的铁证。把这个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挖出来，清除了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
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请赏的同时还举办了一场“内人党罪证展览”，令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群众参观。而这些触目惊心的“内人党罪证”，全是编造出来的伪证。滕海清荒谬地把内蒙古的共产党都打成了“内人党”，将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当成了“内人党”的活动，把共产党用过的东西当作“内人党”的“罪证”展出了。例如把我党政军用过的工作电台当成了“内人党”的电台，将国家备战的物资储备，当作“内人党”叛国投修的准备。
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形势下，挺不过而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认之后还必须交代上线是谁，是什么人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哪些人，这就较难了。给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别人也拉进来，那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为了保命顾不了许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为过不去的一道关是交代证据。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证据的过程中死去的。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泡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领导人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节，内蒙古千里草原，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广大受难者及其亲属，是在呻吟痛苦中度过这个年节的。此时滕海清的“挖肃”运动达到巅峰，最后向“内人党”冲刺打歼灭战。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30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阳军区找陈锡联司令员，通过他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打算用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然后结束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指出滕海清没有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
平反落实政策的艰难与反复
1969年5月22日，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以（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内蒙古干部群众将这个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体字标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文件传达下去之后，很快内蒙古全区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犯错误容易，纠正错误却很难。滕海清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纠正错误，他却思想不通闷坐不动。影响到下边跟他犯错误的人也是思想转不过弯来，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误伤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往出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
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黄永胜等人有话说了。
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部队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广大误伤受害者的群众冲破军管的压制，强烈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内蒙古局势又出现动乱。这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拒绝彻底平反。
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