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结束。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这场挖“新内人党”错案，历经十年，到此得以最后解决，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于2009年5月22日为“挖肃”运动四十周年而写）
（作者系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熊卫民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它和“科学十四条”一道，被评为“新中国50年100件大事”之一；而周恩来在会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还有人认为，它的召开和“科学十四条”的贯彻，使“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研究还非常不足。本文将对广州会议最基本的材料——分发给每位代表的厚约500页的铅印《简报》，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初步的研究：对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等进行分类，以察看大跃进期间，我们国家，尤其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究竟存在哪些显著的问题；并考察1960年代初，科学界的精英们对那些问题的源头有哪些认识，试图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以及在那些遮遮掩掩的言论和举措背后，有哪些策略考虑等。
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出现的问题
广州科学技术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主题一）。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于是会议又增加了一个主题：总结科技大跃进的教训（主题二）。在会议第二天，会议核心领导小组发现，科学家们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属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聂荣臻决定请周恩来、陈毅到会来解答。他俩在会议中后期所作的发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进一步将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主题三）。
围绕主题二的发言最多。可将相关言论大致分为九类，限于篇幅，每类仅列举一个例子（皆引自会议《简报》）如下：
1、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有的同志说，有些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我很怀疑，因为它害人不浅，破坏国家财富。如汽车列车化，四吨车拉百吨货，我听了认为这样搞会“天下大乱”，可是很多方面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创造”，纷纷报喜、参观、推广。结果，列车走不了几分钟就碰破头，跑断腿。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不心痛，还安慰，说是群众创造免不了失败。
2、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
有同志列举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浪费的几件事：一、煤气化……二、超声波化，电厂也响应，特别是锅炉都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有同志指出，很多地方搞柴油掺水，结果损坏机器严重。
3、浮夸风
有同志说，主导思想是：量多就能出成果。展览会上的加速器、计算机，都不能运转，就戴上国际水平的帽子，积极性发挥在戴帽子上！这是科学的学风，还是浮夸的学风？因为我有不同的意见，就说我有框框，有清规戒律，结果我做了检讨。
4、理论联系实际
数学组着重讨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数学发展的命运……有同志说，这几年，代数、几何，成了难兄难弟，被认为是无用的……函数论已经成为空白学科了。
5、科学、教育、卫生界的口号和“风”
医学组有些同志对近年来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一些口号和提法，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具体包括“创立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批判西医观点”、“有病就有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慢病快治”等——笔者注）
6、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于红松更新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在整风反右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带岭森林工业局党委书记口口口同志对这场争论作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讲话了。
7、教育革命
有同志说，1960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有同志接着说，不用说出难题，我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就给□□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我戴了好几年，后来不教这门课□□摆脱了。
8、保密制度
许多小组对保密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害处甚大……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借不出来。……轻工业部两位部长，到北京一个直属造纸厂去，工厂竞因要保超声波的密，不让到车间。
9、时间问题
有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一百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除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外，还有一些意见涉及对大跃进运动总的评价。
有位同志说，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养成一股歪风……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
（一）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二）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不只她们本人受影响，而且影响到下一代。
（三）在校几十万青年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这比一个工厂出废品损失大得多，因为废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学生尚可补救，有的人就完了。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
（四）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
……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不知道哪是九个？哪是一个？九比一还是同一数量级，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
有同志说，有口气未出。十二年科学规划对许多问题订得很具体，但执行得如何很少过问。却出来了什么土洋结合，超声波化，等等，用这许多冲动性的口号来代替规划，而对花了许多力量制定的规划摆在一边不管，这是什么道理？
有同志说：1958年大炼钢铁，现在看来，到底是怎么一盘总账？听说小土群发展成小洋群了，情况到底如何？领导上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如果不好公开，是不是在这个会上向大家讲一下，开导开导，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此前，在1960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神仙会”上，以及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前的调研工作中，不少科学家也就“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代表来源更广，可以说是全国各科技部门意见的汇总。
当然，这个汇总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科学家们在发言时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而且如果没有聂荣臻苦口婆心的动员，再加上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的当众检讨，这一点心里话他们也不会说。
由上述相当节制的意见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对于“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重要措施，如“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化”、“土洋结合”，等等，他们几乎全持否定看法。而这些措施正是当时科技政策所导致的。该政策在一篇由聂荣臻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它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