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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会议之前制订并传达的《科学十四条》已对“大跃进”中的举措进行了不少修正，这次汇集了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位科学技术主管干部的会议又可以说是对《科学十四条》的说明和贯彻。但与一般的贯彻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十四条》的主题，提出了更深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把他们当成剥削者，而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和社会的主人；同时摆正行政干部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改变科学家在科技问题上地位低下的状况。这个方案也由科学家们的意见所引发。
知识分子的属性或社会位置问题
在执政党的眼中，摆脱了愚昧状态、文化程度较高的国民——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是被领导的“群众”，还是真正的主人，还是主人中的骨干），还是朋友（是暂时的朋友，还是长久的可信赖的朋友），还是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敌对人士，还是永远的专政对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决定其是否能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自“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当作异己分子、被改造者、斗争对象，乃至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能“人尽其才”，更是因此而深深体会到了歧视之痛，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有些大胆的代表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含蓄地质问执政党：凭什么那样对待他们？
有同志提出，现在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谈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标准又太高了。可是，中间又没有别的。
学术观点不对，如主张“无油论”等，也给加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现在解放12年了，是否还要戴这顶帽子？这次总理报告，能否将二者分开，下个结论，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到剥削阶级是如何算法？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去鼓动群众盲干：
有同志说，专家对科研有不同见解，结果总认为专家有框框，弄得专家有意见不讲了。
有位同志说，“总是叫大家鸣放、贴大字报。但是，说了谁听呢？说了又算又不算？”
有同志说，有些重大的技术问题，至少要在几个月以前通知有关专家，把材料寄给他们，充分进行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我参加过水电部召开的几次有关三峡等工程的会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百年大计的事。其实部党组早已有所决定，形式上还找我们商量一下。开会只有三小时，要专家在三小时内对这么重大的问题表达意见，很难。提了意见也不听。既然你决定了，还讨论干什么？有同志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条言论最为尖锐，既分析了科学家不敢讲话的原因，又不点名地对一些出自毛泽东之口、已化为口号的话进行了抨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做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口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的多。科学问题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对意见也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还先后站出来当众作了检讨，代表有关机构和组织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笔者和薛攀皋合作的《追忆广州会议》文已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介绍，就不再在此重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为什么会在科技“大跃进”方面犯错误的政策原因，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而已经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正是这种共识的结晶。鉴于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超越了科学技术领域，聂荣臻特意请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
韩光、张劲夫等把登了马大猷发言的《简报》给周恩来看，要求周恩来解答马所提的问题。周恩来十分谨慎，召开了一个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韩光、范长江、林默涵、齐燕铭等两个广州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
然后，3月2日，周恩来作了那个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他一方面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并说知识分子出现左、中、右三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算在思想上属于右翼，只要不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也还被算在人民联盟之内。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对“党领导一切”作了新的解释，表示在业务问题上应该给科技工作者以发言权。他说：
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
与会的科学家对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是欢迎的。但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属性方面，他们又觉得周恩来比较含糊的讲话“不过瘾”。会议的领导小组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后一类观点在由他们所指导编辑的《简报》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有同志问：老知识分子中，除了党员外，到底还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总理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