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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与农民抢饭吃，加剧了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矛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许多知青一年创造的物质财富还不够其一年的吃用。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到农村后突然摆脱了以往在城市里所受的约束和道德规范，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恶性发作。他们在农村偷盗生产队集体和农民私人的东西，不把农民当人，还与农民发生打斗。在下乡之初，有人甚至将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阶级斗争的方式带到农村，参与派性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农村搞极“左”的一套做法，更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报复。还有的知青卷入了当地争夺生态资源及宗族、民事纠纷。在有些地方，由于知青对当地人的鄙视或做了损害当地人利益的事，再加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出于对城市知青的嫉恨和对某些知青不良行为的不满，一些旅店、车站、邮局、商店、粮站、饭馆的服务人员歧视和刁难知青；有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和恶少还欺负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此知青与当地人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城市知青们到农村，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调拨的安置经费及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而且挤占了众多农民子弟及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有些回乡知青和乡村干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机会搭车，同知青一起进工厂当了工人。
四、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在于：大批城市知青不可能从整体上变成当地的农民。“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逐渐成了一句空泛的口号。首先，知青是一个相对流动的群体，不断有人离开农村被招工、提干、参军甚至上了大学，又不断地有新的知青陆续来到农村。其次，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承受苦难的生存与应对能力更差。因其有与城市文明生活的比较，知青们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切，更不像农民那样容易逆来顺受地认命。知青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农民的思想境界，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城里人，农民也从未把知青视为同类。知青与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是一个从未解开的死结。大多数知青始终是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中，只想着如何早日跳出火坑，对农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艰苦劳作的煎熬下，许多知青深感前途无望，因而思想沉沦、精神苦闷。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
五、难予补偿的成本和牺牲
这一代人曾有过短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辉煌。然而，在他们追逐理想崇拜英雄的同时，其代价却是民族精神的沦落和文化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琐碎、平淡、无聊的农村生活，日复一日地消磨着他们身上的锐气、热情和抱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虽不愿意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历史注定了让他们这样度过这段岁月。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步入中年之时，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却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所提供。面对许多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和年龄，已经不可能允许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做出理想的选择。
知青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是与新中国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加之错误的决策和社会的转型，他们因此承受了高额的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当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付出了最大牺牲的，还是广大农民）。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送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了一身的伤痛；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还有一些人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由于中断了学业，在农村也无书可读，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反而走向了退化。
回城之后，由于年龄偏大、又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不少老知青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当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
六、超越苦难情结
“文革”中曾招收了约90万工农兵学员，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知青，1977…1979年又有不少知青通过恢复高考上了大学。而仅仅“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就有1700万（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大概只有不到10％的入学率，如此高额的成本代价，只能说是一种悲剧筛选。如果因为这其中出了为数不多的官员、作家、学者、艺术家，就将此归因于苦难的培养而去美化和赞颂苦难，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震撼了当时中国城市中的多数家庭，涉及到遍及全国的村庄，并且一直触及到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面对如今急剧的社会发展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知青的故事似乎已经显得那么陈旧和遥远，以至于今天与我们当年同龄的青年人，有很多已经不太能理解“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与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都紧密相关，它的起因涉及到国民经济、三农问题、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它的结束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之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一代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销蚀了自己的青春。但愿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严复译《法意》一百周年·王也扬
一百年前，1909年，由严复翻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第七分册（也是最后一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至此，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终于出齐，完整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法意》是严译八大世界名著之一，也是仅次于《天演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严译作品，全书包括严复所加的167条按语，共五十多万言，从1904年起陆续分册出版，前后耗时五六年。
在《法意》卷首，严复特别写了一篇介绍作者孟德斯鸠生平事迹的“列传”。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在故乡波尔多大学专修法律，后来曾任职地方法院，但他的志趣却是著书立说。目睹路易十四晚年及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坛的腐败黑暗，孟氏以《波斯人信札》一书，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宣传民主启蒙思想，遂名声大振。继而他又旅行欧洲各国，考察社会政治制度，积27年的研究思考，写成《论法的精神》一书，再次引起轰动，一年内重版22次。面对教会等保守势力的攻击责难，孟德斯鸠毫不退缩，大思想家伏尔泰也站出来力挺，称赞该书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严复说，当年“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
《法意》是一部探讨法律的性质，进而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学、政治学理论专著。孟德斯鸠唾弃“君权神授”说，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严复在按语中这样理解：“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这可谓法制国家理念的早期表述。孟氏给公民的自由权利下定义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在《法意》书中，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被归纳为三种，即共和、君宪和专制。共和是民主政治体制；君宪是君主根据既定的法律行使权力；专制则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治国。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还与中国人有交往，他对国家政体的研究，也把中国纳入了视野，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属于专制一类。这个观点的提出，在西方学者中是第一位。孟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就是所谓分权的思想，它最早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后来，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提出国家的立法权力与执行权力应该分立，前者要高于后者。在“光荣革命”中，这个主张得到实现，英王威廉三世接受《权利法案》，承认“国王不得干涉法律”；“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等条款。孟德斯鸠在充分肯定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发了权力制约理论，他把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强调应该使这三种权力分属于各自独立的国家机关，以互为制衡，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权力的不被滥用。“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