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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严复说：“三权者，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至孟德斯鸠《法意》书出，始有分立之谈，为各国所谨守，以为稍混则压力大行，民无息肩之所。”的确，三权分立学说就这样成了孟德斯鸠和《法意》一书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近代法学、政治学中，也被公认为基本原则。经过二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仍在研究、论证这一思想，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1834—1902）的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可以说是对孟氏学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诠释。
严复的本行是舰船驾驶和海军教育，他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继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派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与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为同学。回国后，严又长期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务长、校长。但时代的潮流，使他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路径，转向研究、翻译、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学说，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法意》按语中，他对传统专制政体尖锐地批判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他对民主政治制度衷心赞美：“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虽然，其制有至难用者。”民主制度何以难用呢？他认为当时中国民力、民德、民智三方面都落后，因此他不同意急进，而主渐进，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民主、法制之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严复也和许多忧国之士一样，认为国家权利要领先于个人权利，在《法意》按语中，他说自由的意义包含“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后者应该服从前者：“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爱国第一，其次才轮到个人的民主自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等人散布“中国国情特殊，只有君主立宪制度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在杨度的撺掇下，严复被拉进拥袁的“筹安会”，卷入政治野心家开历史倒车的丑剧——“洪宪帝制”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严复一生的污点。虽然事后严的学生为老师辩解说是受了蒙蔽，但思想上的教训无疑十分深刻，究竟什么认知差池致其失足？引人深思。当然，瑕不掩瑜，严复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在近代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彭定安
我是1935年11月入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首先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领导问题。
北平市委于1934年8月被破坏，市委成员被捕。这件事聂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当时尚未入党，不清楚细节，是事后听彭涛同志说的。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
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当时他姓庞，已去世，是辅仁的学生；他爱人是高慧如同志（现患鼻咽癌，化工部医药局局长）是师大女附中的，与彭涛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从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而后加入党的。1934年底放寒假时，我和蒋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当时北平有世界语学会，清华有分会，我是学世界语时与周小舟认识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绍我入党。
那时北平有公开的世界语学会；学会里面有两派势力，一派是和平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派比我们学世界语学得好些，因为他们不搞别的活动，强调学习，出刊物；我们是想通过世界语学会搞革命活动。当时有两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们的口号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语学会开训练班，清华有人参加。清华世界语分会负责人是李选青，是中间偏左的群众。我在训练班与周小舟同志相认识。蒋南翔、陆璀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我有一张学世界语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后来，小舟同志又发展我们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记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参加的，蒋南翔、黄诚、吴承明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临委成立后的一个公开组织，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向国民党社会局立过案的，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开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者有：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黄敬当时尚无党的组织关系，原名俞启威。过去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在青岛被捕，后由其叔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于1933年从济南反省院保释出来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数学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团市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值黄河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宪兵三团在北平，难于公开活动。因此，我们就决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它进行公开活动。
关于北平各校学生会，取得学生会领导权的有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
在清华，我们是利用暑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的。放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回家了。别人要走，我们不走，搞统一战线活动，就取得了领导权。当时推了一位中间群众，叫刘毓珩的当学生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改名陈其五），我是以清华暑期同学会的代表名义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为什么放在女一中？以它为中心？当时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还没有嫁给谭平山，后来与谭平山结婚（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去世），她在教职员中比较左一点。她在女一中后院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活动，所以赈济会就设在这里。水灾赈济会推选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来当主席。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学生，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于是有二三十个被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了，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大约募捐所得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一部分捐款给山东，是派了一个代表团送去的。清华社联的牛荫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一二·九”后，宋庆龄送了一笔钱，约100多元。是通过张申府送来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几百元。这些就是我们搞“一二·九”的活动经费，如印传单之类，就靠这些钱。
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北平临委中有争论，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王学明为代表，一派以彭涛为代表，周小舟不是临委委员，但他是支持彭涛的观点的。现在看来，王学明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们不赞成搞统一战线，不赞成发动群众运动，不承认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坚持要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也不赞成争取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说这个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彭涛，包括小舟和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党员，不赞成他们那些口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之相对立的。
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絮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提出口号，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学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们的口号来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认识。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