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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絮起草宣言。选举了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学联设在女一中，这也与女一中校长提供活动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在城内活动的唯一据点。印刷学联的刊物或传单，是由北池子的一个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担。由于是私商，他愿承印，多收一倍钱，替我们保密。《清华周刊》也是这里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当时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曾发动了一个反对拖尸（TOSS）运动，得到了一年级学生的拥护，因为一年级学生最多。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黄诚、吴承明（后来脱党，到了美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还是为党积极工作的）、杨述、杨学诚，都是1934年十级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的情况：
当时北方局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联络员叫李常青。他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也找我谈过话，但不表示态度。
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核心小组，但无名义。有四个人：彭涛是头，黄敬（他当时未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还有郭明秋（她当时不是党员，是团市委组织部长）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孙敬文同志（镜湖中学学生，现任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
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我也与很多学校的人见过面，谈过话，但不固定，不如孙敬文同志知道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四个人中，黄敬最有经验，他是1932年入党的。“九一八”后，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听他自己说，入党后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彭涛是领导我们与王学明作斗争的。小舟未参加“一二·九”运动，他主要搞教职员工作和“语联”方面的工作，所以未直接参加“一二·九”运动。小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他当时住在景山公园旁边，我常到他那儿去。
谷牧同志是搞“左联”的，没有职业，写诗，办“泡沫”刊物，我们没有直接联系。
斯诺原来的夫人佩格，说斯诺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整个华北的大形势，有我们党在组织和发动“一二·九”运动。这件事邓颖超同志后来曾找龚普生、陆璀和我谈过一次，向佩格作解释，我说情况不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她不了解情况。她那种讲法可能有理由，因为她以一个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面目出现，我们也经常与斯诺夫妇有联系，黄敬住过他们家，我也去过她家，吃过饭，经常谈的是有关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形势。所以她也了解一些情况，但她并不知道我们党的情况。
燕大的情况，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在学生会、世界语运动搞新文字运动、学联工作，属于公开活动党员，我未作过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工作。
蒋南翔同志，刘杰同志（现河南省委常务书记）都作过西郊区委书记。他们可能知道。
陈絮是如何找到我的？记得在1934年冬的一个夜晚，我到燕大去贴传单。这些传单是我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是用清华办的夜校油印机印的，然后卷了个卷，带了浆糊去贴。那天夜晚在燕大图书馆快关门时，我去贴在报纸栏下边的木板上，贴完后出来碰到陈絮。他拉我的手，拉了他一手的浆糊。第二天，他找到我。他问昨夜传单是不是我贴的。我说，是我贴的又怎样？他告诉我说：“我是1931年在福州参加共青团的，反立三路线时，开除了我。我现在找不到组织关系。”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我就把他介绍给周小舟同志。（陈絮是溥仪的太子太傅陈宝琛的孙子。他中文造诣很深，所以由他起草写了北平学联的宣言。他于1938年通过我去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当过刘少奇的秘书。但是，他后来跑了。）从此以后，我认识了陈絮，并认识了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同志。我与斯诺的认识，也是从他们那儿来的。
刘少奇何时到北方局，我不清楚。我认为1935年底未到北平。根据是什么？李常青在“一二·九”后回去给北方局汇报了“一二·九”的情况，北方局派了林枫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调走了临委的王学明，也调走了彭涛，各打五十大板。之后，林枫同志就直接与我发生组织关系。他大约是在1935年12月下旬来到北平的，那时我们已确定了南下扩大宣传。南下是12月26、27日走的。
彭真同志何时到北平，我也不清楚。他于1935年冬出狱后，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1939年才认识彭真同志。
林枫同志12月27日，或28日见到我，地点是在北平汇文中学楼下的一个地窖子里（这时女一中已不能住了），邓力群同志（汇文中学学生）在外面站岗放哨。
这时，南下扩大宣传已走了，彭涛、黄敬带队，决定我不去，留守北平。
林枫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北方局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有无办法找到鲁迅？我回答：不知道，但可以打听一下。这时打听到邹鲁风同志，他可能通过曹靖华去上海找鲁迅。林枫交给我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希望通过鲁迅转交中央。此信是由我交给邹鲁风的。他于12月31日去上海。这说明北方局当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6年4月，林枫调离北平。他临走时告诉我，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到了天津，即刘少奇。林枫走时将郭明秋带走了，和林枫一起住机关。
林枫来北平后，于1936年1月，在南下宣传后正式组成了北平学联党团。当时指定了五个人负责：我任党团书记。郭明秋、孙敬文、黄敬、王其梅（王时杰，民国大学学生。解放后任西藏工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故去）。
关于“三三一”事件。因为王其梅被捕，林枫不让我出来，我没有参加，是由黄华同志负责指挥。“二二九”大逮捕后，我已不能公开活动了。以后是黄华把情况告诉了我。当时，刘少奇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我认为此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当时，起码防止了运动走到小圈子中去，对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如果拿毛主席的11月提纲来划界限的话，国共合作前，应该说刘少奇是执行了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主张。当然，可能那篇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过重了一些。“三三一”是否已到了那种程度？但它起码是端正了运动的方向。我们党内“左”倾有其长期的传统，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这是“左”倾传统。这篇文章的主流是对的。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篇文章我没有再看。
1936年4月，林枫走后，是黄敬联系我。不久，党调我去天津工作。1936年底或1937初黄敬任北平市委书记，直到“七七事变”。周小舟同志1936年初调走了。他与翦伯赞有关系，调他去搞同国民党谈判的工作。中间还有哪些人？彭真、李葆华、李雪峰、安子文都在北平呆过。但书记是谁，因为我调到天津工作，所以不知道。估计南翔同志知道（是指1936年4月到年底这段时间）。
“二二九”大逮捕的情况：“二二九”头一天，我因考虑到清华要大考了，就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因为快要考试了。林枫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我原来是学化学的，搞运动，搞工作，书念不下去。我的普通化学，要经常做实验，我没有时间去做。结果张子高先生只给了我60分。这样，我只好转入历史系。“二二九”当天早上，我从城内米市大街坐了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因为考试期间，别人早已回校了，所以校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校车到了西校门口，我下车后立即被警察特务包围了。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随便回答说，叫丁则良，因丁则良是一个中间群众。警察就把我关在校卫队屋子里，当作逮捕的嫌疑犯。不久，警察把蒋南翔抓了进来，又把方左英（听说现为南开大学教授）抓了进来。方左英不是党员。他们两人被捆起来了。我没有被捆，我们见面后互不谈话。最后是由民先队员打进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到冯友兰家里去避一避，还有黄诚。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呆着。到了晚上二时许，国民党军警派人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了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结果，未搜查到我们。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