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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认，这些分析与作者的用意是相吻合的。又比如第四十一回，宝玉、黛玉、宝钗一起在栊翠庵品茶，黛玉用的杯子叫点犀，宝钗用的是，独将妙玉自己“常日吃茶的”一只绿玉斗杯拿给宝玉，这一特定细节，反映出妙玉的极其微妙的心理。王、沈于此处写道：“志此一笔，尤诋妙玉之深。寻常一未经用之盏，经老老一啜，便弃而不复顾；宝玉男子，反以己所常用者共之，独不虑口泽及人乎？写妙玉处处是假惺惺，见所欲则忘其洁矣。”而当书中写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王、沈对此更大加发挥说：
此一层常屡思不得其解。以意淫之人，遇绝美之色，承相爱之雅，叼共卺之荣，自当怡然受之，惕然惟恐失之。宝哥方留神察看时，安能不觉？然忽尔舍用情之深，求用物之贵，此在常人所不肯出，况属情种，当必无之事也。而作者特书此举何意？盖尝思之重思之。宝哥盖正以用情之深，留心之细，见妙玉之忘情造次，故诘一语，词若有憾，以代妙玉在钗黛前掩盖也。宝哥常日来此，用此杯者，必不止一次，当已早领其意，故妙玉一切性气，均能体之细而知之深。今当钗黛之前，二人之心细，遇妙之矫矫不群，必先宝玉而留神察看。若见其率与宝玉共卺，设若含酸微笑，则妙公无地自容矣。宝玉处处留心，知妙玉之独厚于己，欲为掩盖，故反以尊客之礼自居，若以不得平等为憾者。当时四人之意均微会矣。一则平两美之酸，一则掩妙人之率；既掩妙人之率，可见两美之尊。面面俱到，百节全灵，宝哥真天下第一有情人，亦第一有心人，更是第一慧捷机变人，吾真自笑莽汉矣。观后文之舍盏不收，更可见此时之孟光，若遽接梁鸿之案。钗黛尖刻，断无不退有后言者。宝玉爱玉，为之弥缝者甚微，且措词雅善，中其窍要，妙亦解人，故不以为忤，而应声立撤，平时不言之亲爱，一扫而空。读《红楼》至此，真胸中三日作辘轳转。不知世间善男信女，能识此者有几？用情能至此而又仅止于此者又有几？吾不禁谓宝妙皆天人也。
这段议论对宝玉和妙玉的微妙关系，以及与钗、黛共同品茶时四人的心理活动，缕析得非常细密，揭示得甚为深刻，不失为深得《红楼》作意的赏析之文，而与随意比附的索隐文字迥不相侔。《红楼梦索隐》中，类似的艺术分析不少，而且文字通脱流贯，读来不觉吃力，这是王、沈这部著作的未可全然抹煞处，同时也是此书问世后一再重版的原因。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很快便重版13次，当时影响很大。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1）
《石头记索隐》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1917年，写作时间约同于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但酝酿时间较长，早在1900年以前蔡氏即开始留意红学，并认为影射康熙朝轶事的说法“十得四五”参见龚鹏程为《石头记索隐》所写的“导读”，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已倾向于索隐派红学。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索隐三派中，蔡著影响最大，观点和方法带有系统性。
蔡元培对《红楼梦》总的看法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在红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红学观。他说：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种曲笔，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蔡氏索隐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书中反满思想的揭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阐证本事。
蔡先生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徐柳泉的说法流传甚广，除《郎潜纪闻》所记，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也有转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面介绍明珠家事说时，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观点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不过他未取明珠家世说，而是使寓意更加扩大，扩大为整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乘光舍笔记》作者阙名，其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写道：
《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指汉人，而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指繁写的逹——笔者）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1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刘老老影射汤潜庵，宝玉则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石头记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证史料，对比《红楼梦》中有关情节，推求这几个人物是如何影射的。以蔡氏的渊博和严谨，所引史料应承认是可靠的，具体推求，也不乏学术的严肃性，同为索隐，终究有一种特异的学术味道，吸引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与主题思想混为一谈，二是具体索隐求之过深，未能逃脱比附的歧途。如说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馆，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这用的就是“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朱竹垞走到哪里必带《十三经》、《二十一史》，在京华仍有插架书，不废著述；林黛玉奔父丧后也带了许多书籍来，刘老老因而把潇湘馆误认做“哥儿的书房”。这就是所谓“品性相类者”。朱竹垞与陈其年曾合刻《朱陈村词》，而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过句，便成为“轶事有征者”。不过如此推求，读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学深思的同时，也会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结论一定可靠。又如说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称三姑娘。徐乾学曾以第三名及第，称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类处。徐乾学喜爱文士，荐举过许多人才，探春虽无此表现，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探春嘱宝玉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串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又说，“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蔡元培认为，这些描写表现的就是徐乾学“延揽文士之故事”。不知这依据的是索隐的哪一种方法，哪一条原则？“轶事有征者”？徐乾学“延揽文士”诚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桩“轶事”，但这与探春的喜爱“轻巧玩意儿”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费解。《石头记索隐》对宝钗影射高江村、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凤姐影射余国柱、刘老老影射汤潜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参证之史事容或有别，具体推求的方法无大不同。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尖锐批评蔡元培对王熙凤和余国柱“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蔡元培说：“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王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并注明“楷书王、玉同式”。胡适写道：“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谜，可不是笨谜吗？”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页。批评得是很有道理的。但“笨谜”一词，又言之过重了，因为蔡先生对《红楼梦》的反满思想毕竟有所发现。又比如《红楼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