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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7页。就出发点来说，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说不审慎，因此他所说的自属真诚，有些猜想，亦不无会心处；但因具体方法在求一一套实，结论固多误，就整体而言，又不好以审慎目之。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价值，揭示出书中的反满思想不必说了，应当承认有一些具体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认为元妃省亲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这样看的，观点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宝琴作的《蒲东寺怀古》诗：“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蔡氏认为诗中“似以形容明室遗臣强颜事清之状”，’虽不一定指实，作为一说，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不影射。
《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石头记索隐》的失误，主要是征引指实得太具体，致使结论不易立足，湮没了许多好见解。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对《红楼梦》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元培的红学见解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继王、沈和蔡元培之后的又一部红学索隐专著，全书四册，约二十七万字，1919年9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因为没有附《红楼梦》原文，总体篇幅比蔡著《石头记索隐》及王、沈的《红楼梦索隐》要大得多，观点发挥得比较充分，引证丰富，在索隐派红学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红楼梦释真》的基本立论，与王、沈及蔡元培的观点大体相同，即认为《红楼梦》是反映种族思想的书，作者是种族家，因而书中紧要人物无不与种族有关系。比如《红楼梦》卷首有“此开卷第一回也”字样，邓狂言便发挥说：“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谓开宗明义，即所谓此是人间第一日，当言人间第一事者也。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便是宣布全书发生之源头，而因以尽其尾者也。”站在封建宗法观念的角度，把孝当作人间第一事，应属可以理解，但说种族也是人间第一事，就牵强了。何况小说的分回，主要是出于艺术结构上的需要，与人间第几事无任何关系。如邓说可通，则第二回就是人间第二事了。《红楼梦释真》的开宗明义就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淖。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牵强附会在《释真》中比比皆是。且看对贾雨村三个字的解释，“贾者，伪也，伪朝也。贾语者，伪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蛮也。”蔡元培认为贾府代表伪朝，邓狂言更进一步，连贾雨村的贾也是伪朝的象征；而且贾雨村的“村”，是村俗的意思，也就是野蛮，用以代表满清。书中提到的大荒山，是“野蛮森林部落之现象”，指吉林；无稽崖，“满洲之所自来，多不可考”的意思。甄士隐，则是“明亡而士隐”，但“隐而仍不失其为费”，所以甄士隐又名甄费。甄士隐膝下无儿，“便是灭国灭种，中原无男子之义”。绛珠草，是说“朱已失色”，比喻明朝已亡，汉人失节。甄士隐一梦醒来，“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邓狂言说：“烈日炎炎，朱明也，芭蕉冉冉，青清也。”几乎无一事不和明清之际的民族纠葛有关系。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邓狂言说这是象征“明代之江山已为长白山之种族所有”，并发挥道：“朔风凛冽，大雪霏霏，几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足以放其异彩，而著花以留天地来复之心者，其惟梅乎？梅而色之以红，朱明之义也。”甚至后四十回里提到散花菩萨，原是散花寺的尼姑胡诌的，邓氏也认为是“暗讥天女”，因为《东华录》记满清发祥地曾有天女的传说。
这比蔡元培和王、沈的想像力更丰富，因而在索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他们的基本观点趋于相同。《红楼梦释真》里经常提到王、沈的索隐，大都表示赞许，只是感到王、沈发掘得还不够深，未得作者最深层的“隐而又隐”的作意；而蔡元培的索隐，则“仓卒为之”，同样使《释真》的作者不尽满意。邓狂言沉痛地宣告：“瞻仰先觉，沸泣无已，后死之责，余小子其何敢让焉。”
邓狂言所以敢于这样宣告，是由于他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做了下面的假没：原本《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系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是朱竹垞所补，吴、朱都是顺治和康熙时期的明朝遗老，有故国之思，因此原本《红楼梦》的内容是“明清兴亡史”；曹雪芹是乾、嘉时人，担心原本《红楼梦》“事实太近”、“文字多放恣”，恐“不能久存”，于是“乃呕心挖血”，加以增删，把“明清兴亡史”扩而变成“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所以书中有“增删五次”字样。而所谓删者，是使书中的内容在表现上“隐而又隐”，种族思想并没有变；增者，则是“用双管齐下之法，书中所写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同时为了避禁忌，又“不得不取朝臣之近似者以混之”。原本《红楼梦》，邓氏就认为有些描写已涉及明朝宫廷的事情，曹雪芹“后来居上，踵事增华”，使改作“有两套本钱”，充分体现了“隐而又隐之力”。就是说，在邓狂言看来，《红楼梦》“写一人而必化身为数人以写之”。正是依据这样一种假设，《红楼梦释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索隐扩大化。
《红楼梦释真》的作者认为，清兵南下时掠得大批汉族女子，既有南明福王宫中的宫女，又有江南一带的奇优名娼如董小宛、孔四贞、陈圆圆、刘素素等，《红楼梦》写的就是这些奇女子被掠入宫以后的情状，同时又以此来影射因各种原因降清的汉族名士。在此一层面上，所持观点略同于蔡元培，而与王梦阮、沈瓶庵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邓狂言进一步加以扩大化，把书中人物安插在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历史中，为寻找“配之”、“混之”的人物，随意加以比附，常常一人三指、四指，甚至五指，变《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明清两朝的野史杂陈和宫闺秘事。比如贾宝玉，邓狂言认为原作者指顺治，曹雪芹在不改变指顺治的同时，又兼指乾隆。林黛玉原指秦淮名妓董小宛，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持此说最力，邓狂言则认为同时也指雍正朝的那拉后和乾隆元配孝贤皇后及朝臣方苞。薛宝钗既是顺治的继后，又是乾隆的那拉后，又是朝臣王鸿绪。史湘云指孔四贞，同时兼及苗女龙幺妹事。李纨原指康熙的母亲佟氏和朝臣李光地，曹雪芹又加上了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魏佳氏。晴雯和袭人所指更多。按原作，邓狂言认为晴雯指董小宛的妹妹董年，并及朝臣姜西溟，曹雪芹则进一步指乾隆时的三姑娘，乾隆下江南在济南所狎某妓，及史学家万斯同和文人方苞；袭人指顺治时的废后和朝臣高士奇，同时又指明朝的李选侍及崇祯皇后。贾母指清初下嫁的孝庄皇后，又指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有时还用以“比乾隆”。凤姐指黄亮功的孀妻刘三秀，即后来的豫王妃，也包括豫王夫妇和福康安母子，朝臣方面则指徐乾学，如此等等。至于这样一一指称的道理安在？除了前面所说的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邓氏有自己的总体假设，对书中的情节和人物也有他的独特看法。下面不妨让我们欣赏几个具体例证。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2）
薛宝钗在书中的身份，邓狂言认为相当于顺治的继后博尔济锦氏，理由是顺治属意于董小宛，曾有废掉元后之举顺治之后系蒙古亲王吴克善之女，多尔衮摄政时聘定，顺治八年八月行大婚礼，十年八月指为失德而废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67页。，而孝庄皇太后虽喜爱小宛的美貌，却因小宛是汉人而不能立其为后，在此期间，继后与小宛便展开了角逐，这和《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的关系颇相似。黛玉既指董小宛，那末宝钗自然是继后了。邓狂言写道：“后为科尔沁族，亦系蒙古，与孝庄同族，故谓之曰王夫人之姨侄女。其与薛蟠为兄妹者，蒙古诸王原亦呆霸王之类，其降其叛，皆可比拟。”不仅如此，在邓狂言看来，书中的薛宝钗，处处都显示出是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