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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写宝钗似病非病情状，即在顺治与废后定婚三年不协期同。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哟！这样说来，就得三年工夫。”已经揭开道破。宝钗说：“只好再等罢了。”“再”字中即觊觎后位、觊觎废后之意。何等细密明确！周瑞家的又笑说：“阿弥陀佛，真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的。”废后，非常事，诏旨所谓“遗议后世，朕所深悉”，而诸臣所谓“屡谏”者也，又兼伏出家一笔，巧极！况后即被废，继之者又有别人觊觎，如何不病？药品要雨、露、霜、雪， 自是求为后意思。黄柏，亦喻其苦心，且以柏舟伏后日守寡。
我们从这段索隐中可以看出，邓狂言立论的主要依据，不过是语义的引申和数字的关合，这是索隐派红学的惯技，王、沈以及蔡元培都曾这样做过。周瑞家的说了一句“就得三年工夫”，邓狂言便联想到顺治与废后订婚后的“三年不协”，然后又引申“可巧”二字往顺治废后问题上附会，说法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宝钗和周瑞家的这段对话，牵涉的事情很多，邓狂言只对“三年工夫”、“再等”、“巧”、“黄柏”、“雨露”做了索隐，那末其他语词呢？宝钗接着说：“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这和“三年工夫”岂不矛盾？既然顺治与废后有“三年不协”，相当于继后身分的宝钗怎么可以说“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
邓狂言自己也常常感到他的索隐有矛盾，但又不肯放弃臆说，只好巧为弥缝，强为之解。第一百回写薛蟠再次遇到人命官司，薛姨妈苦恼不堪，宝钗前去劝慰，说：“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各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带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按邓狂言以及王、沈的索隐，薛蟠在书中指吴三桂，“所谓挤讹头者，实是挤清廷之讹头，与三桂全然无干。若就三桂一方面言之，则滇势穷促时，部下实有此情形，而特不应出之于继后之口”，所以邓氏承认：“此段疵谬之处，几于不可通。”然而，《红楼梦释真》的作者并不就此罢手，宁可强为之解，说什么：“继后，蒙古女也。蒙古自明中叶以来，为中国之属国，亦为中国之与国，兄妹之义，实本于此。蒙古当时亦有与三桂同时反对清廷者，故借宝钗之口以出之。”这是说，如果薛蟠指吴三桂，宝钗作为继后的身份，不该说出“挤讹头”的恬，尤其解释不了薛蟠与宝钗的兄妹关系；但从继后出生于蒙古族这一层说，似亦可通，因为蒙古与明朝有“兄妹之义”。真是千曲百转，煞费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毕竟过分牵强，邓氏自己也于心未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鄙人于此等处，终嫌其立局之勉强也。盖兄妹之义，作者以为最好，然名兄妹而实仇雠，一说到此等地方，便难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离以取之，而终嫌其不大明了。阅者不能不为之原谅者，隐之难也。”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还要读者谅解，而且不是谅解他的“索”不出“隐”来，却要我们去谅解《红楼梦》作者的“隐之难”，这不分明是为自己开脱吗？邓氏接下去又写道：“至于宝钗口吻，仍处处反对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里面之身份上之所当应有，故自无碍于篇幅焉。鄙人疑为梅村作书时，三桂未反，而竹垞补本则在既反而后，于此等处当然为难，故终不免有隔阂。”这不仅是强为之解，简直是曲为之辩了。
林黛玉在书中的身份相当于董小宛，前面已经说过，王、沈持此说甚力，邓狂言对此极表赞同，只不过邓氏有进一步的发挥。发挥之一，认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理由是方苞字灵皋，而灵皋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方苞的父亲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强烈，方苞自己也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而受株连，在刑部大牢里关押一年有余。康熙欣赏他的文名，获释后成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后来又任武英殿总裁、翰林院侍讲及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活了八十二岁。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经历有哪些共同之处。但邓狂言说，方苞下狱后改变初衷，到清廷做官，“书中与之比拟者，实至密切”。例证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静王赠给宝玉的鹊鸽香串掷还不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据说就是指方苞不为果亲王所容的史实。邓氏写道：“亦即作者痛骂灵皋，谓其不宜变其种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图富贵者也。”分明是黛玉骂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灵皋，不是方灵皋在骂别人吗？怎么变成作者“痛骂灵皋”呢？如此索隐实难成立。又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系贾母“致意务去”，邓狂言说这和方苞成为礼部侍郎一样，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写出专制君主只顾自己要人，不顾他人不愿情事”。按书中交代，黛玉的“不忍弃父而往”，不过是人情之常态，当林如海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如此说，便洒泪拜别了。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么相类之点？何况邓狂言认为林如海与黛玉话别一番话，是冒辟疆说给董小宛的“伤心之辞”，更说明与方苞无涉。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3）
邓狂言的发挥之二，是说林黛玉不仅指董小宛，“混之以方苞”，还同时影射乾隆的元配嫡后富察氏。如果说黛玉指董小宛，邓狂言循王、沈的思路，还能附会出一些情节和例证，那末影射富察后的说法，连附会的例证也绝少提得出来。据《东华录》及一些野史记载，乾隆元配富察氏死于南巡的路上德州，死因不明，甚至有为尼的传说，和黛玉的经历迥不相侔。富察氏死后，乾隆的挽诗有句云：“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也不像黛玉在贾府的处境。到了第三十二回，邓狂言才发现了一个例证，即宝玉诉肺腑，告诉黛玉“放心”。他说：“富察氏与乾隆原当有密议那拉后专宠夺嫡之事，放心不放心之说，一毫都不矛盾。帝后本非怨偶，自然与宫妃不同。”那拉后是乾隆的第二后，富察氏死后所立，结局是被废为尼，“夺嫡之事”从何说起？“密议”云云，纯系猜测之辞，不足为据。所以邓狂言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自我解嘲地说：“小说之事迹，亦不必太拘，明眼人分别观之可也。”这是说，读者可以不必相信他的结论，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不能自圆其说。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的索隐最杂乱无章。邓氏写道：
元春之取义最远，亦最曲。作者既取贾府为帝室，则帝室之上如何着笔？乃从女娲化出一元妃，即天女发祥之义也，谓称天以临之。而又取义于天数，称无道之天，以临之也。书中兼言明事，而时以元妃指熹宗。张后定策立崇祯，其意亦可通，然实则以指崇祯，言帝死而国亡，乃生出迎春、探春、惜春三妹，为前后三藩写也。三桂特重出，以其事迹太多故。迎春为二木头，福王昏愚之象，而又对写一孙家，以董妃表示之也。探春写唐王，才也，而又兼表以郑成功。惜春写桂王， 出家后出走云南，兼表一李定国之坚贞，蒙难死猛腊也。故三春与宝玉平等。迎春表三桂，亦愚之也，兼表一吴应熊。探春表耿氏也，海疆之郑氏交涉也。惜春表尚氏可喜之为于所幽，亦出家象也。其在曹氏心中，则迎春表准部降王达瓦齐之尚主也，探春表蒙古超勇亲王额附策凌也，惜春表和种子绅额殷德之尚主者也。大都书中如此等之布置，确有定义，而因事出入者，不在此例。
这段索隐文字不算很多，牵涉的人物和史实甚纷繁，从清朝的发祥到康熙期时的三藩之乱，从明熹宗到乾隆，时间跨越几百年，历史人物胪列有十七人之多，每个人都与贾府的四位小姐有瓜葛，至于何以如此的缘故，邓狂言却秘而不宣，不肯告诉我们。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提出观点，不具材料。
贾家的迎、探、惜三位小姐为什么是指三藩？除了“三”这个数字可以附会，其他的理由实难举出。清初的三藩，一为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二是平南王尚可喜，据广东；三是靖南王耿仲明的儿子耿继茂和孙子耿精忠，据福建。三处重镇，各据一方，握兵赋大权，隐如敌国。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因与儿子之信矛盾激化，请求回辽东养老，于是朝廷决定撤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相继举兵，是为三藩之乱，至康熙二十年始平定。清初的这段史实与贾家三春无任何瓜葛，想附会也附会不上。“惜春表尚氏可喜之为子所幽，亦出家象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按史载，尚可喜的儿子之信握兵权，酗酒嗜杀，可喜为其所制，怕自身难保，遂请归老。何宋惜春式的“出家之象”？尚氏非但没“出家”，反而是要“回家”，“探春表耿氏”，完全论而无据。至第一百零二回，邓狂言转而认为：“若以鄙人论之，则在清廷之探春，实以耿精忠所尚之肃王格格为主体。”就是说，探春又不“表耿氏”了，“表”的是耿氏的夫人，所以随之引出一段肃王格格下嫁降将之子的史实。因为是下嫁，带有“为国和亲”性质，这才有第一百零二回探春向宝玉说“纲常大体”的话。不过洞悉“纲常大体”者还有人在，不独肃王格格如是，所以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