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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狂言认为《红楼梦》中有关吴三桂的事迹颇多，因此常常重复出现。除了贾家迎、探、惜三春指吴三桂，迎春表吴三桂，薛蟠、夏金桂也都指吴三挂。例如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邓狂言说写的就是吴三桂与李自成的正面交涉。请看下面的妙文：
此回正写三桂与李自成之交涉，而并及松山之败者也。盖松山之役，其父吴襄溃走，三桂当在行间。宁远之功，未必征实，圆圆一至，迟迟出部，比之调情允矣……然其势不振，经闯兵痛击之后，父死家亡，爱妄属人，末路穷途，铤而走险。所谓一打便倒，再打、三打者，意即指此。喊“好兄弟”，便是三桂称闯军为贼之意；继之以“好哥哥”，便是三桂称闯军好狠之意；然而曰“好老爷”，直是顿首称臣于贼矣。肮脏东西吃了又吐出了，是称臣之后又改图降清。吐出来又叫他吃，是降清又复叛清。贾珍“命贾蓉带小厮们寻踪问迹的”情况，便是多尔衮得三桂借兵之书，许即进兵，遂统帅入关之代名词。“龙王爷”，顺治也；“招驸马”，其子应熊尚主也；“碰到龙椅上去”，封王也，称帝也。皆肮脏东西也，字字不空。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4）
邓狂言的确做到了“字字不空”，连错字都做了索隐，可谓涓滴无遗。贾蓉嘲讽薛蟠的一段话，庚辰本等早期抄本都作：“薛大叔天天调情，今儿调到苇子坑里来了。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你招驸马去，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邓氏一再加以索隐的“龙椅”的“椅”字，实即“犄”字之误。因此什么“封王”、“和帝”云云，就没有着落了。柳湘莲喝命薛蟠将呕吐的秽物吃进去，吃了又吐，就是吴三桂向李白成称臣之后又降清，然后又叛清。如此索隐，还要我们说什么呢？而与薛蟠“交涉”的柳湘莲自然应该是李自成才对，然而邓狂言认为不是，他写道：“顾打之者为何人？则作者又斟酌而出之，盖颠覆明社、屈抑三桂，非李自成力所能及也。以意度之，当此者其惟李岩乎？”前后自相矛盾若是，《红楼梦释真》的“以意度之”的索隐可见一斑。
《红楼梦释真》的索隐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对书中的所有人物都一一加以指称，连次要人物、微不足道的穿插性人物也不放过。当然越是这样，越陷入痴人说梦，以为一切都可以找到着落，反而一切都无着落。就文笔而论，邓狂言自不能与蔡元培相比，与王、沈的索隐相较，也相形见绌。偶尔有警人之处，是邓氏借题发挥、指陈时弊的一些段落，看得出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民族感情极强烈的人。如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邓氏忽然悟出，这实际上是写“官场百般丑态”，目的是揭露“假青天”。他分析说：
书中初遇凤姐一段文字，即私见上官秘诀，巧笑乞怜之态度也。其再见凤姐云云，不是见一个爱一个，即输情上官，誓为走狗，绝不变心之说词。而上官之笼络欺哄之者，亦与凤姐所说全无以异。凡长官之私人，随时进见，无不可以作如是观者也。发下宏愿大誓，甘为私人，夫亦无所不用其极。俨然长官之威严，而忽得一颦一笑，安得不作以下如此丑语。而长官之术尤工巧，则曰：“汝比某某还好，某某不知近日如何办事，糊涂。”下官之得此佳（嘉）奖，如奉纶音， 自可不言而喻。长官又复操纵之，而暮夜之苟且进矣。长官又惧其太易也，而使之不得遽到好处。穷形尽相，直是吊膀子情形，丑恶极矣。此等做法，尚不可以令妻孥见，何况父兄。撒谎欺人，亦是当然必有之事，苟其父兄有善教者，或者不至于此。打之云者，悲官僚派之无教也。上了一个当，还不醒悟，又复极力钻寻门路，唯恐其不得一当。上官亦不正言责之，彼亦更作输心输肝之议论，以求得将来之特别际遇。上官若云：“此差缺我不要与汝，而汝于某某事件有不到之处，或云另有别方面情形，后日有机会再说。”所谓令其自投罗网者，即此是也。一旦听了那里有好消息，便又去乱钻狗洞。见了上司之亲信人，便以为望见颜色，好事便可以即刻到手。此书中所谓不管皂白等语情形，恰恰合式。夫此等时间，长官非绝对的不欲以好处与之也，心中纵极力鄙薄其为人，然看在银子分上，在干日小殷勤分上，亦当极力提拔。而无如旁观者起而攻之，朝廷又不得不为缘饰耳目之计，使人查之。此即琏二奶奶告到太太跟前之说也。查办之结果，长官不得不自救，查办者以其地位之较高，交情之甚密，则又不得不为援手，救大不救小。而小官之昔日银子与交情，乃转以为今日丢官送命之地位。而并不需拿，出钱来运动，求免求轻，而其得轻免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弄了一身龌龊，一身债务，是官场中最苦情状。丢了一条狗命，真真不值。前清官场，何一不是此等做法。贾瑞之失足落厕，粪秽淋头；凤姐之假撇清，终背盟；贾蓉、贾蔷之一切做作，件件神肖。及至后来，则长官之对于自己本身问题，有大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不参劾以谢其责，不得不置之死地以灭其口。贾瑞之死，刘佳琦之终不得好结果，其明鉴也。
将王熙凤设局整治贾瑞的有关描写，说成是影射封建官场的种种丑态，附会诚然是附会，但也反映了邓狂言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敢于指陈时弊的精神。邓狂言原名邓裕厘，湖北人，曾参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会试，因字迹狂乱未被录取，被主考官呼为“狂生”，遂改名狂言，终身未仕。《红楼梦释真》的写作，大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因此主观抒愤的成分有时反而湮没了对《红楼梦》内容的客观阐释。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1）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索隐著作接连问世，把索隐派红学推向高潮。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正当这三部索隐著作的影响弥漫于社会之际，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了，对索隐派红学给予正面打击，从而开始了近代红学的新生面。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所发挥的对索隐派红学的打击力量，主要在于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不是明清的宫闱史的变换，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在胡适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索隐派红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虽然回答了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巩固己说。无论如何，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红学从发展趋势上已进入了衰竭时期。
但发展趋势上的衰竭不等于索隐的方法没有人再用，即使考证派红学成为主流的学派，踞于“艳冠群芳”的地位，仍不断有索隐派的文章与著作公诸于世。1921年至1954年这一考证派大发展时期，有两部索隐派红学著作值得注意。
第一部著作是寿鹏飞撰写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蔡元培撰写的序言：
余所草《石头记索隐》，虽注重于金陵十二钗所影之本人，而于当时大事，亦认为记中有特别影写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之本事。允礽被喇嘛用术魇魔即叔嫂逢魔魇之本事。亦尝分条举出，惟不以全书为专演此两事中之一而已。王梦阮、沈瓶庵二君所著之《红楼梦索隐》，以全书为演董妃与世祖事， 已出版十五年矣。同乡寿榘林先生新著《红楼梦本事辨证》，则以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以增删五次之曹雪芹非曹霑，而即著《四焉斋集》之曹一士，尤为创闻，甚有继续研讨之价值。因怂恿付印，以公同好。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
蔡元培的序写得颇见学者风度，虽然寿鹏飞与他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予抹煞，而是提出了“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学术主张，此种襟怀，实堪赞许。当然，寿氏的索隐与蔡元培小不同而大同，在运用索隐的方法上，特别是在反对胡适的“自述生平之说”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序言表示赞同寿氏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批评。
而在《红楼梦本事辨证》的一开头，寿鹏飞也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有明确的肯定。他在列举和比较了王梦阮和沈瓶庵、钱静方、胡适、俞平伯、鲁迅诸家的看法之后，写道：“综观诸氏之说，自以蔡书为能窥见作者深意。”但他又对蔡书有所批评，说：“平心论之，蔡氏不免为徐柳泉之说所拘，更引当时诸名士以实之，致多牵强。若胡氏竟指为雪芹自述生平，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