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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可作为突出的代表。两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和国内历届年会，立足于小说批评的论文都占绝大多数。正如余英时先生总结1980年陌地生会议时所说：“我们这次会议一共宣读了几十篇论文，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畴，绝大多数都是从文学、哲学、宗教、心理各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的。”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如果说在红学史上，索隐派和考证派曾经各领风骚，尤其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那么，1978年至1987年这十年，则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的天下。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考证派红学发生材料危机，一时难以有新的突破，而索隐派早已后力不接，两者均达至式微和终结的境地；另一方面，因为文学批评不断借鉴和吸收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使小说批评派红学拓宽了视野，可以建立批评的多种方法和多种途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在摆脱了泛政治化的影响之后，依然显示出威力，许多研究者从此一角度出发，写出了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著。过去绝少涉及的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现在不仅有一大批专文，而且有了专书。人们在寻求一种真正贴近《红楼梦》的批评语言，来科学地诠释曹雪芹和《红楼梦》。蒋和森在《红楼梦论稿》新版后记中承认，撰写《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常常苦于找不到最合适的语言，他感到“那些通过生气淋漓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含义，好像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形式才能表达，那就是《红楼梦》本身”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感受是许多红学研究者所共有的，体验到这种苦恼，意味着对《红楼梦》的理解将趋于客观和准确，而可以与机械的评判或概念化的套语相绝缘。
杨绛《艺术是克服困难》写于1962年杨绛的文章载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亦可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卷，第727至第735页。，当时像这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因此发表后带给读者的是阵阵清新。现在这方面的文章日渐增多，无论是主题学研究或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不乏力作。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237至第25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系统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写出了富于说服力的文章。
可以确信，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长篇巨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新的批评方法，都可望在红学研究中得以发挥。多样化的小说批评方法，必然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打开无限广大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红学的小说批评具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1）
红学的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是货真价实的《红楼梦》研究的三大派别，它们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代表性的学者，在社会上得到公认，代有传人。作为学派的特征，红学三派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彼此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
索隐派的红学观念，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故国之思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同蔡元培所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氏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一、《红楼梦》的“本事”；二、《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三、《红楼梦》的性质。政治小说，就是对《红楼梦》性质的概括。民族主义，指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本事”，则是指作家借以创作的原始素材，以及题材和主题。这三层意思，是对索隐派红学观念的最准确的表述。特别对“本事”的看法，是索隐诸家立论的基础。明珠家事说、顺治帝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以及张侯家事和沂碌人捣ǎ际钦攵浴逗炻ッ巍返摹氨臼隆倍缘摹Ｋ饕姆椒ü榻岬揭坏悖褪遣け臼隆；痪浠八担伺伤窖暗闹饕抢肥率岛驼庑├肥率等绾卧谑橹屑右员硐郑圆懦莆饕Ｖ劣谧髌繁旧戆匆帐豕媛勺楹显谝黄鸬娜宋锖颓榻冢ㄗ魑宓摹逗炻ッ巍返囊帐跏澜纾饕д卟⒉豢粗兀悄赴阉姓庖磺卸嫉弊髯约盒哪恐械睦肥率档耐队埃还苁欠裼形难Ъ壑怠！逗炻ッ畏⑽ⅰ返淖髡咣蜕介宰尤衔饕傻淖龇ㄊ牵骸叭宋锿獗鹩腥宋铮率低獗鹩惺率担缆塾谑橥庹咭病！辈渭凰诒唷逗炻ッ问槁肌返�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颇能说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把文学历史化的文学观，是凌迟艺术整体、挤干人物生命原汁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此派的错误，不在于过分看重与作品有关的历史事实，主要由于无视和不懂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创作过程。
考证派红学也不能避开对“本事”的看法，只不过所注重的是作者的生平经历在作品中渗透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小说批评派红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小说批评视作者的生平事迹为文学创作的经验依据，是尚未发酵的面粉，原始材料的矿藏，与作品所展开的世界，仍隔着创造和转化的津梁。批评者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是为了更好地融解作品，而不是要到作品中去搜寻作家生活际遇的碎粒残汁。考证派的极端，恰好是把作品的艺术内容和作家的生平等同起来了，甚至直接肯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胡适的“贾政即是曹寅”、“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论点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曾列出《红楼梦》的年表，把书中写的贾家的事类同于曹家的事，包括曹雪芹的生日，也由宝玉的生日来推算，确定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初夏生于南京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04至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辟有“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进一步扩大贾家和曹家的类比范围。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使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几乎完全分道扬镳，而在希冀用《红楼梦》来印证曹雪芹家族历史方面，反倒向索隐派靠拢，只不过索隐家索出的是清初政治史，考证家考出的是曹家家世史。
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诚如黄乃秋在1925年批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时所说：“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出版之《学衡》第三十八期，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2页。该作者并援引西方的小说理论，说明《红楼梦》所写的，是已经剪裁之人生、超时空性之人生、契合名理之人生、经过渲染之人生。因此他总结说：
《红楼》一书之所叙述，殆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长安、贾府云云，宝、黛等云云，悉因小说贵具体、不尚抽象之故，不得不有此假托。外观虽似一地一家与数人之十数年之事，实则正著者凭其观察，凭其理解，凭其理想，选择人生之精髓，提炼人生之英华，归纳其永久普遍之特性，组成系统，运用其心思才力，渲染其间，乃克造成此幻境，以表其所欲表现之人生真理于此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者也。其中固不无本诸作者当年之情事与其自身之经历，然既经剪裁与渲染，成此幻境，宗旨又惟在表现人生之真理，其自体要无存在之可言，则充其量亦不过若即若离而已……其于书中之情节，惟当认定为作者本其观察理解所假设之幻境，用以表现其见地者，谓为作者之所创造可也，谓为作者之所理想可也，若必斤斤焉求一时一地一家与数人以实之，是在作者方就一时一地一家与数人之假设，表现其所选择所归纳所改善之人生永久全体之真理，而我乃倒行逆施，人之智力相越，有如此哉！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50至第51页。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2）
这是站在小说批评的立场对考证派所作的批评，同时也适用于批评索隐派，可见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层面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占有逻辑的优势。但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从来不曾因小说批评派的攻伐而偃旗息鼓，相反，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索隐派也自有其市场。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索隐和考证在事实上不是完全没有依凭。
《红楼梦》中流露的反满的思想倾向，即为索隐派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当然《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汝昌、吴恩裕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参见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