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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隐和考证持强烈异议的余英时先生，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撰写专文论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参见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从行文语气看，似乎是在力求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划清界限，但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意识的态度甚为明朗。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尤其感兴趣，认为可以为肯定曹雪芹有反满意识提供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于考证派所主张的《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迹，更是有据可寻。例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与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的史实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说，她年轻时看过家里的小戏班演的《续琵琶》，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写的传奇，由贾母口中说出恐非偶然；还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用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曹寅生前经常把这一俗语挂在嘴边。当然曹家是被抄过家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后还将写到贾府被抄。至于脂批提供的例证就更多了。所以考证派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的历史，而不是索隐派所主张的清初政治史，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宣战，就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为自己的利器。
问题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来确立这种红学观念。要说自传，世界上许多长篇作品都带有作家自传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写的《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一文中，已不满意胡适的自传说，他说：“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69页。又说：“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第四十二回宝钗对惜春画大观园发的一段议论，每每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树立观念的立论依据，即所谓“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能讨好的”，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经过艺术概括。李辰冬在引录宝钗这番议论以后继续写道：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绘画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老实地抄写实在，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是一步一趋丝毫不错的照真的抄写。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后还留一位飘流的新妇，于是就以为不知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如果这样说法，歌德自杀后才能写《维特》，因为维特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可是维特因烦恼而自杀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
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本事”的看法，与索隐派和考证派有很大不同。他们基于不同的红学观念，互相批驳起来，难解难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发点来说，红学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据。分歧的焦点在于，到底把《红楼梦》当做文学作品看待，还是当做历史著作看待。在理论上，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信史，但实际上，在处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则考证派就不会提出“京华何处大观园”的问题了。
俞平伯在1922年写的《红楼梦的地点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的存在，大观园也绝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 （1）《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1页。但考订的结果，并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相反，却陷考订者于荆棘丛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结尾处失望地说：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20页。
考证派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此后涌起的新说仍不断出现，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两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证派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反而为小说批评派的攻击留下无穷口实。1972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宋淇的《论大观园》宋淇的《论大观园》载香港《明报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奠立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为中心，确认“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连载，参见余著《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