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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民族却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仅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通过
保持其宗教特色而保持了其民族特色。与此同时，苦难的生活还在犹太人的
心目中点燃了人们对弥赛亚（救世主）的强烈渴望，这种追求在犹太教中孕
育出某些支派，其中一个支派演变成后来的基督教。
产生于沙门思潮的佛教，在经历了艰难创业与分头多极发展之后，借助
大帝国的强大国威向东南与西北方向传播。在这一历史时期，佛教不仅出现
重心的转移，而且其观念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变化，形成了南传
与北传二大佛教系统。一部分僧徒日益走向人世间，即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
接纳俗家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生活。这种思潮从公元前1世
纪到公元3世纪逐步成熟，汇集成统称为“大乘佛教”的北传教派。而被“大
乘”教派贬为“小道”的部派佛教，也以其保持早期佛教戒律严谨和秩序井
然的特点，被冠之以“小乘佛教”（南传教派），直到公元5世纪初，该教
派在南亚地区一直占居主要地位。公元4—6世纪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在近乎
孔雀王朝那样统一，经济文化相当强盛的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对外交通继
续扩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好机会，特别是大乘佛教，以其适应能力强，
包容范围广，传播渠道多，发展速度快而得到迅速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一时
期，佛教传入中国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两汉的沉浮与变化，佛教于
魏晋南北朝之际在中国生根开花，外来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绝后的
规模涌入内地，四大译经集团的出现，不仅是内地文士与民众主动吸纳新文
化因素的产物，也是佛教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和民间信仰）
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儒、释、道三家争夺主导地位的论战和斗
争。
在历史较为久远的各个宗教于传统和现实间徘徊、抉择的时候，公元前
后出现的基督教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一步到位”
——进入了世界宗教的行列。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罗马
帝国后期流传于帝国全境。最初原是孕育在犹太教母体中的一个极端派。因
其一神论的信仰、普世性的特点、强调以个人道德完善来获得神的拯救、简
单易行、破除民族或氏族界限的宗教礼仪、无差别地对待一切信众的世界主
义新面貌，很快就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帝国打破了
过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把过去依附于氏族的个人变成孤立无助的“羔
羊”状态，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发展机会，罗马大帝国的文化大冲撞大融
合也为基督教提供了文化土壤。而基督教本身也在其发展期间，经历了由被
迫害、被宽容到成为国教的三个阶段而成熟起来。然而基督教在政治地位上
升的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分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基督教内部
已埋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差异和政治因素干扰所形成的分裂种子。实
际上，基督教从其诞生至今，始终处于不断完善、不断扬弃和孕育分歧、不
断分化的张力之中。
在西方各族豪强左突右奔之际，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却上演着军
阀割据混战的悲壮戏剧。由秦汉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治经济局面被打破，三
国鼎立，十六国动乱，南北朝分裂，历时400年之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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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削弱了割据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延续 （不像西
方那样有较明显的断层）中有所创新，这也就为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道教
创造了完善自身的机遇。较之其他宗教，中国道教的前史特别长，而且是由
不同信仰因素和不同阶层的人士的混合产物。道教的理论准备早于其组织准
备，最初由“为道者”制作“神书”，而后发展为系统的神学体系；受道书
影响的下层民众在民间形成最初的教团，进一步嬗变为政教合一的农民起义
军。汉末黄巾起义军的失败引发道教内部的分化变革，葛洪、寇谦之、陆修
静等人致力于道教适应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
成就，促使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转变为官方宗教。
在古代社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代表性
特征的。一旦某个宗教成为国家化的或广而大之成为世界性的，那么围绕它
也往往会形成一种国家范围的、民族范围的、乃至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世
界古代后期诸宗教的发展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以不同的宗教文化为中心，
在世界上形成不同的文化“板块”，待后来的伊斯兰教问世之后，大致奠定
了世界各地区文化传统与宗教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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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各民族宗教的命运
经过公元前6世纪人称“思想解放”的枢纽时代，公元前后的世界处于
帝王争霸扩张的动荡局势中，奴隶制岌岌可危，封建制正破土而出。生产关
系的重大改变，对古老的原始宗教提出了或改变或消亡的挑战。有些宗教借
自身内部结构的优势和灵活的变通策略，得以延续至今，有些随其所属民族
的消亡而逝去，有些则脱胎换骨、被纳入其他宗教的体内。
1．正统与非正统的印度宗教
印度是世界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
前2千纪早期的吠陀时代，印度社会即开始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
渡。由于印度文化的悠久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使得古代印度的宗教无需
以新代旧，而能够以自身的嬗变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够从原始的自然宗教演
变为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以后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
并始终居于印度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
印度古代宗教的主流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和三种形态：
第一为早期吠陀（《梨俱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
流行的以自然宗教为主的宗教或吠陀教。
第二为佛教盛行以前的婆罗门教（公元前1000—前500年间）。
第三为佛教盛行以后的印度教（公元400—500年以后）。
在吠陀教演变为婆罗门教、再演变为印度教的过程中，《吠陀》一直是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根本经典，只不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派别中对《吠陀》
各有不同的解释和发展。
本书所涉及的年代，约在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嬗变阶段，即印度教发展
的第二至第三时期之间。
婆罗门教在印度奴隶制社会中，是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宗教，因崇
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婆罗门教作为印度奴隶制社会的上
层建筑，强调吠陀天启、祭祀万能与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因为婆罗门教把
广大的首陀罗种姓和其他贱民排除于宗教生活之外而引起这些阶层民众的不
满，而掌有国家政权的刹帝利种姓也不满足于二等贵族的地位，因而在公元
前5世纪前后，在印度次大陆兴起了各种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或宗教哲学思
潮。其中最主要是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 （“邪命外道”）。佛教不承认吠
陀权威而自立教义，不赞成祭祀万能而寻求新的解脱之道，不接受婆罗门至
上、首陀罗不能再生的说教，而主张四个种姓在宗教上平等，人皆可得解脱。
佛教的这些主张缓和了阶级矛盾并有利于刹帝利王族的统治，所以在释迦牟
尼在世之际，佛教就已得到某些国君的支持。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公元
前322—前185年）的阿育王，曾将佛教尊为国教，压倒了传统的婆罗门教。
但在公元前190年，印度次大陆的孔雀帝国已被巽伽王朝 （一个起源模
糊的婆罗门家族）取而代之。其创建者普什亚密多罗是婆罗门正统派的热烈
支持者，据记载，普什亚密多罗曾举行过两次规模盛大的婆罗门教祭祀——
①
马祭 。由此，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在经历了孔雀王朝时期的一度衰落之后，
① 婆罗门教在各种祭祀中特别重视以马为牺牲的马祭，认为国王行马祭可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一个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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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复兴。
（1）婆罗门教
继巽伽王朝的伽罗维拉王朝亦奉祀婆罗门教。在印度“南北朝”分立时，
南方的刹塔瓦汉王朝及案达罗王朝都奉婆罗门教为国教，为了编著法典，推
行种姓制度，举行大规模的祭祀。4世纪笈多王朝崛起后，婆罗门教文化更
是空前繁荣。在笈多诸王统治时，编纂了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的基本法
规。完成了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最后形式。婆罗门教的哲
学也开始系统化。与此同时，神学家们还编写了印度教的早期神话集——《往
世书》。
对婆罗门教来说，衰落之后的这一次复兴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也不是
简单地恢复到过去的一切，而是如同一次轮回转世，修正了前世的不是，开
始溶合了佛教、耆那教甚至希腊罗马宗教的基本特点，于笈多诸王统治时期，
完成了向印度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