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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
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
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
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4）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1200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112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48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２百－３百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圆。又，２０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１１７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５百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１百－２百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１２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１９１８－１９８０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之下。
据记载，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３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２－３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一千圆。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当时新建的６条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８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
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发妻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
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馆子、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化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８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鲁迅日记》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和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记载。２０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根据１９２７－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百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百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学术自由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２百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
“五四”运动前夕，与陈独秀《新青年》相呼应的《新潮》杂志。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同学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创刊时，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编。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1897—1969）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顾颉刚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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