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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 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5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 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 （合750克） 、1斤4两 （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 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 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 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 每人熟毛2。5斤，单鞋1双，衬衣1年，肥皂2条；（5） 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 ，修理补充费120元；（6） 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2条，牙刷2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1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1件，毛袜1双。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2）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 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文化人）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涛、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延安“鲁艺”的经济生活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8年。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一开始受到“敬若上宾”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但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
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大作品《黄河大合唱》等。（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
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
“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5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l元2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
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
“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8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
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
“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
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
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