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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 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 ％ 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还供给一部分家属的生活待遇。供给项目、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各部门大同小异。
供给制和工资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
一件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 、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
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
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地，然后才进入北平、天津。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
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何其芳级别不低，吃小灶、生活待遇较高，但他的手头还是缺乏闲钱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人员、文化人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元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货币收入 （现金） 要比老专家、名演员的低。夏衍在回忆录中分析道：
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技术、学术等）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 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 （党政干部） 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10…612页，三联书店1985年第1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
（十五）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
1945年８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同时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巨额敌伪物资，掌握了许多黄金、外汇和资产，共达２３亿美元。
这一年９月２４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上海和华东、华南沦陷区的伪中储券２百元兑换法币１元；１１月２１日又公布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平津和华北沦陷区的伪联银券５元兑换法币１元。
这都提高了法币的地位。
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２０亿美金的援华物资，使得法币通货膨胀的缓和出现契机。
但是，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巨量的国家资产流失，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在短期的表面稳定以后，法币的地位又迅速下降。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贪污腐化，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
“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1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它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 ＝ 底薪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基本数
“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到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教育部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1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88斤）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宣布：强令伪联银币按5：1的比例兑换法币，北平的老百姓手中的钞票变得更不值钱。不到一年，国共和谈破裂，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