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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另一个主要工业，它的组织和管理在许多方面
① 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卷1 第
409—413 页。
① 卡尔逊：《1877—1912 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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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和滦州煤矿很相似。 但是，启新这个私营公司没有任何国家资本，只是向
天津 （直隶）官银号贷款四十万两（以后被公司所偿还）。公司不断赚取厚
利，从不感到经济匮乏。头一年周学熙就筹集到批准的一百万两。他得到的
支持大部分来自支持他煤矿的那一批僚属。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
分为二，以设立分厂。公司于是要求增资一百五十万两，供发展和扩充之用。
为了保证这一小批高级职员能继续占支配地位，半数新股票保留给原先的股
东认购，他们根据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权在规定期间购进。另一半新股票不向
普通公众出售，而是卖给直隶省政府和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各省铁路公司。但
是公司的档案表明，在以后的几年，这几方面没有向公司投资。很可能，这
一百五十万两全被原来的股东和他们的朋友认购。同样，当公司在此后不久
另外要求增资三十万两以建立一个北方分厂的时候，它特别限定老股东认
购。老股东们显然设法满足了增加新资本的需求，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大部分
股息和红利进行了再投资。
周学熙继续兴办其他企业。1909年，他在北京组织了第一个自来水厂。
在1911—1920年之间，他还贾其余勇经营银行业、玻璃厂和纺织业。滦州
煤矿在与比它大的开平煤矿合并以后营业继续蒸蒸日上，而启新也发展不
已，终于支配了全国的洋灰市场。
周学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东们所得的利润不断
地进行再投资；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东们因为是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能
够对公司提供政治保护。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周学熙参加安福
系，以他的经济资源换取继续对他政治上的支持。
张謇则是另一种官僚企业家。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
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他的成年生活绝大部分花在伺机会试上
面，终于经过仅仅几次落第之后在1894年中了令人艳羡的状元。周学熙和
张謇在他们寻求财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周学熙面向的是
他的官场同寅，张謇则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张謇因丁忧从北京离职奔丧，被张之洞召见，要他办一个现代
纱厂。他的家乡南通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有着从事手工纺织业的长期传
统。以前盛宣怀曾企图在南通建立一个现代纱厂而遭到当地人们的反对。张
之洞挑选张謇，不仅因为他是当地名流，比别人更能应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
对，还因为张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为新建工厂提供资金。①
② 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编：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
载 《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 页。
① 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张季子九录·实
业录》，卷1 第14—18 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清华学报》，卷
2 第1 期 （1960 年）第301—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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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接受他的任务时，大概对如何组织和经营一个近代企业毫无成竹在
胸。他获准建立一个私营公司，两名与他有交情的当地棉织品商人帮助他组
织了一个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员会来筹集资本。他最初计划开办的纱厂完全
用私人资金，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对国家提供资金。张謇曾在几位官
员手下当过私人幕宾，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经验；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见
解，即经营近代工业必须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导。张謇本人律身谨严，这确实
使他产生了传统的认识，即只要负责的官员能干廉明，官方的监督就会带来
好处。当他的商人董事们发现他们无法筹足资金时，张謇乘机以官方提供的
机器来弥补这个差额。当有些商人抗议这会为官僚的干预开方便之门时，张
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廉正的高级职员，“官有干涉，謇独当之。”
②
幸亏这种对官商合办的过分简单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坚持太久。在以
后的几年，当他不顾一切地要为大生纱厂筹集足够的资本时，他认识到他清
白的名声和善良的愿望都不足以保证取得商人们的信任。他还认识到，他的
官场朋友们所作的给予支持的许诺附有种种条件，或者常常不能兑现。张謇
的儿子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
个不拆台。”③张謇遇到的困难，使他对商人和官员在设法兴办近代工业时
所面临的问题有了认识。他们告诉他，他在惨淡经营时会遇到社会和经济方
面的限制。同时，他们还帮助他下决心完全同官场一刀两断。官僚的僵化和
奴性使他作呕；他开始认识到，从某种程度说，企业活动如果进行得好，就
更忠于儒家的号召，因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增进了人民的福
利。这说明了他在转变成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时从纱厂迈步而出，再去办
垦荒、水利、新式教育和渔业等事业的原因所在。
大生纱厂原来的计划是筹资六十万两，建成一个中型的纺织厂。但是，
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几乎立即碰到了困难。总督张之洞被
刘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关于免税的诺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使原棉
价格猛涨。外国人在上海正兴办纱厂，这使财力较弱的中国纱厂濒于破产。
张謇的两名董事辞职了，另外两名劝他推迟建厂计划。然而张謇的回答是另
聘新董事，并接受刘坤一提供的价值五十万两的官方织布机和纱锭，把纱厂
的原定资本增至一百万两。这样，私营企业就转成了一个可以设想成官商合
办的企业，这种转变又使两名董事离职而去。
最后作了妥协。张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机器的半数，折
价二十五万两。私人资金将筹集另外二十五万两，建立一个规模将予以缩小
的纺织厂。但是，商人们在筹集自己名下的资本额时依然很不顺心。最后只
筹集到十七、八万两，所以在1899年纱厂开办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贷款以
补足缺额。这些贷款来之不易。张謇曾描述过他如何不断地恳求他的官场朋
②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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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的情形。只是在刘坤一总督个人批准了追加的政府贷款之后，他才度过
了不能清偿债款的危机。
因此，张謇的经验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纱厂最后之
所以获得成功，应归功于他健全的经营管理和艰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
是，恐怕还得归因于张謇在官场上的关系，这给他弄来了必需的、尽管是勉
强获得的资金，并且允许他继续称该厂为商办企业，即使它的资金有半数以
上来自官方 （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有的是贷款）。结果，官
僚企业家张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资本，又能在利用它时不受国家的监督。
一点浅见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
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1911年，中国已
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
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
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
个因素，并且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
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
①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预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
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
最初，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资，并且让他们在他的全
面监督之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工业。李鸿章认为这种安排是挖掘必需的
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如果中国要开始全面建设近代工业的话。商人们对此
表示赞成，这种反应表明，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倡议是一种公平交易，它可以
免除官员的过分压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监督为代价。可是，甚至李鸿章
的权势也不足以保护他的企业不受其他官僚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本人
在这些企业中的代表，如盛宣怀等人，愈来愈陷进了在国家目标和个人利益
之间形成的利害冲突之中。他们越来越厉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
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