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资本，省政
府的资金就日益频繁地被他们所利用。这就为官方的监督人如盛宣怀之流提
供了机会，使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经理，同时也把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
控制。
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
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
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
① 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 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 Page 366…
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
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
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
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
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
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
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
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
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
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
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
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
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
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发展工业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级进行。但是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
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
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
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
在清末，私营铁路成为唯一有机会能争取到有广泛基础的财政支持的重
大实验。在1906—1908年期间，有几条省办铁路获得成功，因为它们能够
激起真正的民众运动来支持它们。在广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宁波，确实
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店员拿出自己的数百万银元来组织以省为基础的
铁路公司。他们由于恢复利权运动（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家退还各该省的铁
路理财权和筑路权）的兴起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
府因需要外债而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所以要求私营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
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铁路公司也纷纷归于失败。到1911年在清王朝快要灭亡之际，
国家再一次企图搞国家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权更为强大，它
是否能从国民那里集中足够的巨额资金来全面兴办近代化工业，也是值得怀
疑的，因为国民们还只是刚刚认识到要利用这些机会。此外，铁路公司的历
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驱使而进行投资的商人和绅士股东往往容易搞派别活
动，而对于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说，这种商业政治的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
制。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当他们合伙而又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无法律保
证的时候，是很难和谐的。中国在1911年，尽管有西方的挑战和影响，仍
然缺乏制度的基础，以使近代工业能借私人主动性和私人资本之力而发展起
来。
… Page 367…
（黄巨兴译）
… Page 368…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
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
①
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 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
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
②
革命是一场“假革命”；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
③
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
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
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
④
点。 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
①
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 因此，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
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 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
②
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 这是一场大于它所
③
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根据这种看法，辛
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
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
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
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
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
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
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
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
① 关于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的这些争论，见谢文孙：《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关于
1961 年10 月武昌学术讨论会的一篇报道及其论文集，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
五十周年论文集》。
② 陈志让：《袁世凯》，第92 页。
③ 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的中国》，
第297—313 页。
④ 关于这些观点及近年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新兴的变革潮流》。黄宗智的
有关论丛，载《现代中国》，第2 卷第2 期 （1976 年4 月）第139—226 页。
① 《革命中的中国》，特别是第1 — 3、24—44 页。
② 《革命中的中国》，第45—48 页。
③ 《革命中的中国》，第53 页。
… Page 369…
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
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
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
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
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
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
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
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 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
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
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
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
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
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
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
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
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
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
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
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
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
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